一直以来，日本有着浓厚的等级意识，日本人强烈的等级意识并不是只在上下级之间有所表现，在日本人的其他方面也同样能够发现。对于资历欠缺的年轻人，日本人是很少会委以重任，因为他们不但质疑年轻人的经验和能力，同时还要顾及等级观念的存在。等级秩序在日本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走路的时候，年长的人或是地位高的人一定是在前面，而落座的时候也是有等级排列的，职位高的、财产多的和年长的人，总是被安排在上席或是上座。在和日本人交际的时候，如果不重视等级制度，那就会引起日本人的厌恶。
日本人出现“以下克上”的源自于“皇姑屯事件”。二八年六月三日，日本关东军试图制造混乱，占领中国东北，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人在沈阳郊区皇姑屯炸毁了中国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的专列，张作霖当场死亡。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昭和天皇报告说：“这次谋杀张作霖事件，不幸有帝**人的参与，现正在调查中，一定要对肇事者依法严加惩处。”天皇说：“请严格维持**的军纪。”但田中准备对河本大作进行处分时，军内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声称“家丑不能外扬”，若公开处分河本，会严重损害皇军在世界上的形象。在军内的强大压力下，田中首相只好向天皇汇报说：“经调查此事与帝**人无关。”天皇勃然大怒：“首相的话怎么和上次完全不一样呢？你不用再解释了，我也不想再听了。”田中被天皇斥责,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田中绝望地宣布辞职。田中辞职后,陆军总部仅对河本大作作了停职的内部处分，理由是河本大作的动机是“无私的爱国行为”，所以从轻处分。这种以“爱国”为理由，对军人不法行为的纵容，直接导致了后来日本军队中“以下克上”行为的泛滥。
日本第二次出现“以下克上”，是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时，就连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日本天皇都不知道，完全是由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石原莞尔三人一手策划的。根据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的理论，他认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满洲”。最初“满洲事变”行动日期是九月二十八日，待当地的高粮等农作物均收割完毕，便于作战。但是到九月中旬，柳条湖事件的计划在日本国内暴露。陆军大臣南次郎等派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转达军部不同意在近期内发动事变的意见。因此，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决定把“满洲事变”提前到九月十八日。这天刚好是日本大本营派遣的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的日子。
当然关东军中也不是铁板一块，就有人曾经反对说，东北张学良拥有三十万精锐部队，而关东军加上在东北的日军铁道警备队、在乡军人、警察部队和日本浪人，最多不过五万人，由如何同东北军对抗？石原莞尔对这样的言论嗤之以鼻：“张学良很清楚，我们后面有强大的日本！而他的后面的同床异梦的蒋介石！东北军有张学良，就好像是一头长了绵羊心脏的老虎，他能不惧怕狼吗？”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安排了周密的计划：首先由今田新太郎大尉带人炸毁柳条湖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谎称是中**队破坏铁路。再由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以及平田联队向东北军发起攻击。九.一八事变三元凶，都是中低级军官，是“以下克上”。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赌博是赌这么两点：第一：假如本庄繁不同意，不派援兵，假如日本陆军部坚决反对，得不到上级的支持，柳条湖事变就会流产。第二：假如张学良坚决抵抗，蒋介石坚决抵抗，以装备精良的三十万东北军，以日本在东北的五万兵力根本就无法与之抗衡。但石原莞尔认为国内陆军部肯定会支持，张学良肯定不会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陆军大臣南次郎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九月二十四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日本代表于九月二十五日在“国际联盟”宣布日军将立刻开始撤退。然而，关东军根本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由于关东军只有一万多人的兵力，无力攻占东北全境，于是向政府请求派驻朝鲜的日军增援。首相和陆军大臣协商后，拒绝了关东军的请求，向驻朝鲜军队的司令官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但林铣一郎竟自行派出三万多军队增援关东军。当时，日本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都支持立刻撤军，但关东军的军官们却根本不理会上面的指示，再次使出了“下克上”的手法，反而在十月十八日又向驻守锦州的东北军发动猛攻。当时在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曾找关东军的高层交涉，试图解释政府希望和平解决的方针，但关东军的军官竟然拔出军刀来威胁说：“你是不是想要干涉我们的事？”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未作抵抗，很快全部撤入山海关内，东北全境沦陷。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当时日本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但日本的社会舆论基本上站在狂热军人一方。林铣一郎违令派朝鲜军进入中国，竟然博得新闻界的一片称赞，称他是真正的爱国者，这让越来越软弱的日本中央政府无法追究林铣一郎的责任。由于战争得不到首相的认可和支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