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毅曾经在中央军校和周佛海相处过，知道此人两面三刀，不好相处，于是敬而远之。不过，由于蒋介石的赏识，周佛海一路青云，一九三一年被选为国民党‘四大’中央执委，后历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武汉行营政治训练部主任等职。抗战爆发后，他开始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
安毅曾听说，第二次淞沪会战期间，自己在上海带兵打仗，在后方的周佛海担心日机轰炸，便在南京西流湾八号的花园洋房的花坛下，修建了一个地下室。许多人听说周宅有这么个地下室，纷纷前来躲防空警报，有的干脆搬到周宅，来客中间武将有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文官有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胡适等。安毅估计，这个力主和谈、唱衰抗战的团体，便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
陶希圣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二六年冬，周佛海担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期间，邀请他出任政治教官。二七年五月，为讨伐夏斗寅部的叛乱，该校师生改编为一师前往阻击，陶希圣先担任该师政治部秘书，后担任军法处处长。二八年，周佛海又推荐陶希圣任中央军校政治总教官，结果被黄浦嫡系师生群起驱逐，无奈之下，只得跑到上海租界躲避。
陶希圣不甘寂寞，参加了改组派的反蒋活动，结果蒋桂大战、中原大战汪精卫败北，眼见就要倒霉，慌忙求到周佛海门下。周佛海念及旧情，求得陈果夫、陈立系的谅解，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一二八后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陶希圣担任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卢沟桥事变后，此人日夕与周佛海等人沆瀣一气，鼓吹“抗日低调”，密谋对日停战言和的途径。
安毅心中千般念头转过，忽然回过头，好奇地问道：“照理说周佛海是蒋委员长一系，为何他又与汪精卫搅在了一起？这次失踪的人员中，想必也有此人吧！”
“确有此人！”
赵瑞点点头，随即一脸苦笑：“周佛海曾经多次与汪精卫唇枪舌战，互相臭骂对方‘不是东西’，都发誓不再与对方‘共事’。西安事变后，汪精卫以为有利可图，匆匆从欧洲归国，周佛海与邵力子、周启刚、彭学沛等人奉命前往迎接，周、汪两人相谈甚得。周佛海为表忠心，大谈‘亡国论’低调，与汪精卫一拍即合。从那以后，周佛海就变成了汪精卫的心腹，汪精卫此次出逃，也是周佛海一手策划。”
“哦！？”
安毅连忙回到座位：“继续说吧，我倒想听听，周佛海到底在汪精卫出逃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赵瑞道：“去年一月，汪精卫和周佛海在南京设立了一个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的机关‘日本问题研究会’，由高宗武任主任，公开的名义是促进和平运动”
“高宗武？我在南京的时候，怎么从未听说过此人？”安毅问道。
赵瑞指了指先前给安毅的资料。安毅拿起翻了一下，果然在目录中发现高宗武此人的名字，按照索引，细细查阅，才发现此君颇不简单。
高宗武是蒋介石的同乡，从小留学日本，于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被人称为中国的“日本通”。三十年代归国后，于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汪精卫当时兼任外交部长，于是便邀请高宗武加入外交部工作，先在亚洲司任科长，不久即升任司长，其能力甚至得到蒋介石的认同。
根据情报，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人员，商量要打通与日本的外交渠道，决心把这项任务交给高宗武去办，于是便由胡适向蒋介石推荐高宗武。蒋介石面见高宗武时，此人夸下海口“我当以热诚，说服近卫首相，籍近卫首相的政治力量，以永定河之线为转折点，使日军由华北全部撤退。”
结果当然不用说，高宗武去日本后一事无成，但在滞留日本的半年时间里，此人与近卫文麿搭上了线。
赵瑞继续道：“去年二月，高宗武以上次日本之行未完成任务为借口，从陈布雷那里骗得经费，再次由上海出发前往日本。其时，日本海陆军已在东南亚攻城略地，对于中国的战事，早已决定以维持为主。当然，如果有机会扰乱南京政府法统，对于日本而言，无疑是一个利好。
“根据我们的情报，高宗武滞留东京期间，日本军政要员刻意拉拢，五相甚至亲自出席欢迎高宗武的宴会。高宗武于去年八月回国后，数次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密商，虽然不知道具体内容，但无疑与叛逃事件有关。”
这时，茶壶“咕咕”地冒起了声音。
正听得入神的小杏花“啊”了一声，赶紧拿起茶叶盒子，给安毅、赵瑞和沈凤道面前的茶杯里撮入茶叶。
一旁，冷月从兜里拿出块手帕，折叠后好小心翼翼地放到茶壶柄上，端起紫砂陶提梁壶，给三个茶杯里各盛了半杯水。小杏花乖巧地把头茶水倒掉，然后冷月继续给三个茶杯斟满，不一会儿，茶香四溢。
安毅问道：“这些情况，蒋委员长都知道吗？”
“应该是知道，我曾经多次写成书面报告，上交军委会”赵瑞摇了摇头：“可惜，一直杳无回音，只能继续盯着，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