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说着抱歉，将蔡教授送出门，态度很诚恳，但也很坚决。
蔡教授并不生气，只是有些忧虑，临走之前，再次提醒杨锐道：“秦翰池找了许多人，律博定对他来说，很重要。”
“我知道。”杨锐点头。
当然重要了，杨锐用膝盖想也知道，代理一款外国药品有多重要。
而且，京西制药总厂不光能将药品在国内卖，还能将药品在国外卖，人民币和美元通吃，只要生产起来，肯定是爽的不行。
别看中国人的商品消费能力不行，药品消费能力其实是相当不错的，首先一点，现在可是公费医疗时代，有工作单位的城镇居民，除非是做手术之类的大病，普通药品都是100，起码是80以上报销的。离退休干部亦是如此，无非是单位好的，医药费报销的快一点，单位效益差的，医药费报销的慢一点。
律博定如果是纯进口药物，那就执行进口药物的规定，十有八九得病人自费购买，但京西制药总厂只要将之国产化了，计入医保名单是分分钟的事，在医改之前，这都是很容易的事。
这么好的一个项目，被杨锐以近乎莫须有的名义给拦了下来，杨锐可以想象，秦翰池和京西制药总厂有多气愤。
先是自己来，接着又是托关系找到蔡教授，要说起来，秦翰池的涵养也是够好了，并不能说是以势压人。
反而是杨锐，形象估计败坏的不行。
杨锐将蔡教授送走，自己心情也不好，回到实验室里，再将王国华和曹宝明介绍给了大家，就坐在一边沉思起来。
王国华和曹宝明也都在大学里呆了一年多了，眼瞅着大二都要结束了，对于实验室什么的，也不能说是陌生，随便找两本书看着，一下午就美滋滋的过去了。
他们学校里面，杨锐早就给帮忙请了假，通过gmp委员会的关系，杨锐在京城的高校里面算是有了立身之本。
中国人的职务，向来是上来困难，下来也难，杨锐想象得到，现在肯定有许多人在抱怨，不应该补选自己进入gmp委员会了。
想来，常委办公室的戴志主任，也在后悔为何要分配给杨锐任务。
但这些后悔都没用，国内在有些事情上是很随意，唯独组织任命是相当严谨的，临时工想转正做工人，工人想提干做干部，都要经历许多麻烦，麻烦之处，就在于复杂的手续和过程。正序如此，倒序同样困难，国企的工人偷奸耍滑，撒懒抗命，领导宁愿当一坨屎似的含在嘴里，也难以辞退，所以国企的工人当的久了，都是浑身的油屎。
在下岗之门开启之前，国企的工厂就算是倒闭了，政府也得想办法安排工人。
公务员也不例外，80年代的部委改革，中央为了解决冗员问题，不得不用剑桥牛津，哈佛麻省等世界名校的公费生的名额，来诱使公务员离职，对于有一定级别的干部，还要许诺学成回国以后，重新安置。后来也确实安置了，许多人不止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还因为学历的缘故升职了。
gmp委员会初创，杨锐是第一个做出“不予通过”决定的委员。
对于他的决定，卫生部就算是想不承认，也得拿出切实的理由来。
换言之，杨锐不需要拿出充分的理由来做“不予通过”的决定，因为这是gmp委员会赋予他的权力，而其他机构的任何人，即使是gmp委员会的上级机关卫生部，也得拿出充分的理由，才能反对他的决定。
就制度建设来说，卫生部确实需要gmp委员会这样一道安全阀。毕竟，全国光是药厂就有4000家，卫生部又有多少职员呢？部直属的公务员，总共才400人，他们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也并不是用来判断药厂和药品质量的，最起码，掌握有此等知识和技能的公务员，是非常少的。
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的药厂，也都是各地方政府的香饽饽。现在能赚到钱的国企是越来越少，能上缴利润，特别是上缴外汇的企业，更是大熊猫一般的珍惜品，卫生部不管是停哪一家药厂，或者处理哪一家药厂，都有地方政府跑部进京来说项。
对地方政府来说，跑部进京是很烦的一件事，对卫生部来说，这一样很烦，因此，与其承担本无力承担的责任，部委更愿意将药厂生产的锅，甩给gmp委员会。
gmp委员会是学术委员会，且都是全国生物医学界的顶层精英，他们即使有政治诉求，也不用理会地方政府，就像是杨锐这样。
可以说，杨锐对京西制药总厂的事件，终归是会发生的。
不是现在，也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
对部委的领导们来说。这不过又是一次完美的“矛盾下移”罢了。
而对刚刚刷脸刷遍全国的杨锐来说，压力就宛如实质了。
坐在实验室里，杨锐想了半天，铺开稿纸，决定仔细的撰写一篇对律博定的质疑。
对于律博定本身来说，这其实没什么卵用。
任何一款药都是在质疑中成长起来的，杨锐一名白生生的年轻学者，没有临床案例，没有相关实验，更不是抗心律药物方面的权威，他撰写的质疑，只能用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做。
甚至，这片质疑会招来更强烈的质疑。
但从杨锐的角度来说，首先，明确自己的反对总是没错的，也免得有人说他是以权谋私，或者是拿别人开心什么的。
至于因此而产生的更强烈质疑，也只能就此生受了。
做出了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