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是觉得委屈。
无妄之灾！
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
他可以对自己虔诚信奉的真神起誓，他是真真的一点也不知道这事儿，一丝儿的风声都没有听到。天地良心！
从小就生长在西安城的马良骥，黄土都已经埋到了脖子上的马良骥事实上对于陈汉的感觉是很好地。比起原来的满清，陈汉至少做到了法律上的一应平等。
法院对于h汉争执事件，依法而判，都是比较公允的。不想前清，h汉持械殴斗一经发生，清政府就利用这种矛盾，采取以汉制h的政策，处处偏袒汉人。加深两族矛盾，以方便自身统治。
h人有自己的信仰坚持，但他们也向皇帝的权威矢志效忠，也赞同儒家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传统上，h民看似也受一定的优遇，回民能参加科举考试；许多人也能在文武两途出仕，尽管其职位通常并不很高。但这并不能掩盖满清制定的那些歧视他们的严厉法律。例如，陕西和甘肃的h民犯了盗窃和抢劫罪必须充军到云南和贵州，有时还处以终生戴枷，这比其他中国人在犯同类案件时轻科的笞刑要重得多。
天方教信徒，正统派的教民是不准向其他神或是偶像行跪拜礼的。放到中国就是皇帝也不能受，但是在很多情况下，h人官员不仅要向皇帝叩头，还要向许多官职比自己高的上级官员跪拜。尤其是运气好，不停地升官的h人，皇帝赐宴或共同宴饮时，可是猪肉烈酒全都不忌的，h人的肉酒之禁亦往往不能守。《清稗类钞》天方教民不食猪肉条记曰：凡以h籍服官者，荐擢至三品，即须出教，以例得蒙赏喫肉，不能辞也。
可是在陈汉，陈汉的官体官制中却有着这方面的对应规定，在官场和军队等体系中，给了他们难得的尊重。就这一点上，马良骥对陈汉的感觉比对满清好多了。
而现在这好感度就更高了。虽然在正月初一遭受了很不愉快的一幕，皇帝还是给天方教背书洗白了么。
说真的，这真的很让马良骥感动啊。
皇帝啊，九五至尊，统御万里江河山川的天下之主。生命怕是和权利一样是被天子最最重视的事情了，被行刺、威胁，对方还要吆喝着造反，这是在戳皇帝的死穴。
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漂橹。
而皇帝这么快就能‘大人不记小人过’的站出来来给天方说好话，说公道话，感动，绝逼的感动。
在场的百十名阿嗡，这一刻流泪的不止马良骥一个。可他们又怎么会知道，此刻站在他们上首，道貌岸然的为天方教说话的皇帝陛下，就是这一切的主使者呢？他们又怎么会知道，陈鸣废了这么大的劲，掀动起一场‘骇人听闻’的极端爆炸袭击事件，主要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他们这些中国的天方教民呢？
陈鸣的目标对准的是几个月后即将到来的奥斯曼帝国特使，顺带的压一压吴学礼。
因为陈汉在与奥斯曼帝国有了国家层面的联系之后，最初的甜蜜过后，一些矛盾和不适应也随之涌出。这些问题当然不是指的中国，而是指奥斯曼帝国。
陈鸣对奥斯曼人的了解并不深，他的出发点是在国家层次上，中国与奥斯曼人完全是天然的盟友嘛。
但是中奥亲密以后，经济问题也变成了一个不得不重视的方面。
越来越多的中国货物开始涌入奥斯曼帝国，并且由于很多武器的分配，作为一个外因，却造成了奥斯曼军队内部矛盾的大迸发。
对于奥斯曼的禁卫军来说，城市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与他们也是密切相关的。
在这个半世俗化的国家里，教团和禁卫军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现在中国的进入，正是侵犯了这两股势力的共同利益。
后两者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说是同一股力量！
自从进入西历十七世纪，曾经是整个欧洲陆军榜样的奥斯曼禁卫军没落了。他们的名声很差，‘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名头响亮。因为这些禁卫军世代居住在伊斯坦布尔，又因为在西历的1591-1592年，为了庆祝天方教的千禧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正式将贝克塔西教团的长老以及八个托钵僧纳入禁卫军体系。从而使得贝克塔西苏菲教团与禁卫军结成了同盟。随后没有过多久，这些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俊伟军与教团的密切关注下，学会了各种艺术、手艺和制造业技术，他们就像当年北宋的东京禁军一样，与城里的手工业行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不清，这自然会削弱其团结与战斗力，故出现了许多次的战败。而驻扎在伊斯坦布尔之外的禁卫军，也往往在后期就同化到当地社会中，比如在叙利亚、伊拉克、北非都出现过此类情况。
随着禁卫军的腐化与败绩的增多，尤其是在与俄国的战争中连遭惨败，奥斯曼帝国不得不考虑革新军务。苏丹艾哈迈德三世将国事交由首相达乌德·易卜拉欣帕夏治理。达乌德首次在政府和军内开展了西方化的尝试，自法国引进印刷、消防、造船等先进技术，并按照法军模式改组帝国军队。但是禁卫军也是有自己的意志的，西历的1730年，由禁卫军领导的一场叛乱推翻了苏丹艾哈迈德三世的统治。在奥斯曼帝国的中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