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更）
返回了书房，叶开一个人闭门沉思。
问题的答案他很清楚，要想大楼盖得稳，关键是地基打的牢固，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楼即便是盖得再高，装饰的再华美，也会一朝坍塌，荡然无存。
就拿美国的帝国大厦来说，447米的高度，地基就深达127米，几乎占到了表面的三分之一，八十年来岿然不倒，成为美国梦的标志物。
治国也是这个道理，特别是当下清末的现状，绵延二千余年的政治制度打下了十八层制度，而代替它的新制度又水土不服，就在这种几千年难得一遇的真空期里，毫无可靠制度保证的中国不乱才怪，当时之人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而有智慧的人发不出声音，或者声音太小，自1912年，绵延近四十年的大乱斗由此开启。
因为特殊的原因，叶开站在上帝视角上才能看清这一切，但如果设身处地，又有谁知道？如果不是穿越者的bug身份，叶开恐怕自己也不敢摆着胸脯保证：我就一定能够不成为国家分裂的一个小小帮凶。
但换句话说，也正是因为叶开的特殊身份，给他一次千载难逢的改变历史的好机会，他不仅要把握住，而且每一步都要做到精准无缺。
现在，困难就摆着面前，请愿团的声势越来越大，整个京城的眼球都被调动起来了，有了首都这个发声口，他们的一举一动就会被无限放大，或许，过不了多久，一场波及全国的大情缘，将会如期上演。
在绅天下的不正常年代里，政府这次是弱势群体。
而作为政府一员的叶开，他能避免的了这些吗，要知道他对抗的可是汹汹民意，一个个狂热似火的脑袋，他不过是一个人一张嘴，真的能够用一己之力波动历史的车轮吗？
叶开不敢猜想，这正是他沉思已久的根源。
如果他是皇帝，大可以用暴力强权的手段，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用精确的步伐主导改革的每一步进程，把危急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事情自然而然就好办多了，但这是不可能的，他的身份时刻制约着他，以至于他不能做出什么太过激的行为，虽然载沣对他有第一位的信任，但这次他们不可能再做到步调完全同步，因为这次的请愿所求涉及到了最核心的问题——权力分配，特别是皇权问题，这次，载沣不可能完全听从叶开，而皇族那一边的载泽，善耆也有可能提出异见，而刚刚消停下去的奕-劻也有可能趁机东山再起。
总之，麻烦前所未有，叶开需要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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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比预计的还要快，自从请愿团拜访良府之后，短短几天时间内，局势就愈演愈烈，在征集到了包括奕-劻，戴鸿慈，鹿传霖，荣庆等十几位朝廷大员的理解后，“速开国会”这张大旗竖的更高了。
而接下里发生的几件大事，让局势更加倒向了请愿团这一边。
请愿团在京城里一待就是十几天，除了派人分拨拜谒朝廷大员外，他们还就地展开宣传工作，清末设在京城的同乡会馆极多，而这些请愿团的人大多是本省德高望重的士绅，咨议员等，他们一呼应，那些同乡会的人自然极为响应，所以沿着这条人情脉络，更多的人知道了请愿的事，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一传十，十传百，就这样，请愿的声势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京城报纸也闻风而动，大肆宣传请愿运动的政治主张，而且态度也赤裸裸的站在请愿团这一边，既然是抨击政府的“好差事”，这些报纸根本不分青红皂白，骂政府的骂政府，力挺的力挺，一下子京城就像泄洪闸口一般，“速开国会”的呼声顿时水涨船高。
宣传起到的作用堪称立竿见影，不少人都加入了请愿团的队伍。到京城的生意人，外城的汉族居民，甚至内城里的八旗也纷纷响应，请愿团的队伍像滚雪球越来越大，从一开始的百人，慢慢发展到几千人，并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请愿团的声望在京城民间达到了顶峰的状态。
这还不算完，如果请愿团此前的诉求还仅仅局限在民间范围内，那官僚阶级的分化倒戈，就让请愿团的声势再次壮大的不少，督查御史江春霖对请愿诉求表示同情，答应上书朝廷，请求速开国会，与此同时，更多的中低层官员也纷纷倒向了请愿团这一边，这样上达天听的渠道就从内部打开了。
当然，能让官员这么快的倒戈，还要靠另外一个人的功劳，清廷宪政编修馆的主要负责人，杨度。
杨度不仅是清廷宪政领域的座上宾，同时还是一位极端推崇君主立宪的行动派，不但和顶级官员阶层有广泛的接触，与海外的梁启超还是密友和同知，曾言****，共和，皆不适合现下之中国，维君宪是万全之策。在他的鼓动下，早在1907年朝廷就任命他翻译西方宪政书籍，主持草拟宪法大纲的工作，清廷之所以后来宣布施行立宪国体，杨度功不可没，所以，借着请愿团的呼声，他也站了出来，在官方法律领域赞成“速开国会”的请求。
在聚集好新一轮的人马后，请愿团派出了浩浩荡荡的代表，一起赶赴此前吃了闭门羹的都察院，再次请求都察院为他们代为上奏，面对着堵在门口的几百个人，这种情况下，都察院只好点头同意，答应将这些请愿书一同上奏。
所以当这份请愿书，连同着十几份官员奏折一道摆到载沣桌子上的时候，作为帝国最高负责人的他，不可避免的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