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为标调离米脂县，升迁到京城，在米脂县引发了很大的震动，陕西各地知县，本就不受待见，能够升迁为从六品的州衙同知，就算是很不错了，有背景之人，谁会愿意到陕西这个贫瘠之地来，崇祯元年陕西各地出现流寇、澄城县知县张斗耀被流寇斩杀之后，诸多官吏更是谈及陕西色变，若是有人被派遣到陕西或者是辽东为官，那一定是得罪了朝中某位大人，遭受到排挤，让你到这些地方来吃苦了。
京官与地方官绝不一样，就算是京城之中某些所谓的清水衙门，就算是同一品阶的官员，京官的身份也要高贵很多，譬如说都察院正七品的监察御史，和地方上七品的知县比较，那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人家监察御史外派为官，要么就是直接到巡抚衙门，或者布政使司，要么就是到府衙，甚至可能直接被任命为正四品的知府，知县则绝无这种可能。
卢为标离开米脂县，县丞暂时代行知县之职责，这种所谓的代行职责，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县丞毕竟是八品官，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举人的功名，升任知县几无可能，所以做事情轻不得重不得，要知道地方上的关系错综复杂，各种利益关系纠缠其中，所谓在其位谋其政，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本来就不好做，要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县丞吃不了兜着走，肯定是要吃亏的，所以这种代行知县职责的事情，最好就是顺其自然，什么事情都不管，除非出现了非要处理的重大事情。
县丞不管事，这对于吴帆徽来说，是绝好的机会，在马鞍山村落户的所有人，在这期间全部都落实了户籍，上了小黄册，其户籍上注明是吴氏家族的护卫，或者是下人，这些人有了正式的身份，就可以出入县城了。
吴氏家族在这段时间，力量开始逐渐发展和显露，有前任知县大人的赞誉，有县衙的公告，没有人敢小看吴氏家族，县城之中的其余四大家族，除开贺氏家族的态度尚不是特别明朗，其余三大家族，毫不犹豫的朝着吴氏家族靠拢。
最为明显的变化，还是家族出面调解纠纷的事宜，这实际上就是家族的权力，谁的权力大力量大，谁就能够在调解之中做主，直接做出决定，纠纷的双方不管是服气还是不服气，都必须要遵照执行。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寻常百姓是不会到县衙去打官司的，那可能意味着破财，意味着被敲诈，县衙里面的官吏，包括衙役，可不是吃干饭的，所以平日里的纠纷，双反都是找到德高望重之人帮忙调解或者决断，这种决断或者调解，很多时候比官府的决断都有威力。
县城之内纠纷调解的事宜，以前几乎都是贺氏家族出面，现如今吴氏家族开始出面，而且县衙的态度也是微妙的，就连代行知县职责的县丞大人，好几次都说起吴氏家族调解民间纠纷的事情做的很好，为官府减轻了很多的负担，的的确确是为官府帮忙出力。
有了如此的前提，吴帆徽这段时间可没有闲着，他终于做了一件自己看来是早应该做的事情，也让内心稍微安宁了一些。
原来居住在马鞍山村吴氏家族的不少人，沦落为流民，这些人曾经朝着葭州和绥德州等方向流浪，不少人在流浪途中丧命，一部分人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回到米脂县，当他们回到马鞍山村的时候，发现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土地和房屋全部都归吴氏家族所有，大部分的窑洞都整修好了，地里也种下了春小麦。
这些人恳请吴帆徽收留他们，毕竟他们走投无路，若是继续做流民，那就是死路一条。
吴帆徽收留了这些人，而且将部分的土地划拨出来，让这些人负责耕种和管理，毕竟他麾下缺乏耕种土地之人，如同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军户制度，吴帆徽是完全不赞同的，军人就是军人，职责是保家卫国，国家就应该承担军人的军饷，要求军人种地就是本末倒置。
吴缅清也同意吴帆徽的决定，尽管原来马鞍山村吴氏家族的那些人，都是遭遇到排斥的，祖先也有话语留下，不得让这些人认祖归宗，可这都是上百年的时间过去了，还是死死守着祖先的话语，等于死守教条，明显不合适了，而且这样做也明显是损害了吴氏家族的利益。
通过和县衙的官吏接触，吴帆徽还知道了另外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朝廷下发了《保民训要》，要求各地严格执行，这个所谓的《保民训要》，其实就是对保甲法的加强，其加强了村镇耆老和里正的权势，要求他们严格管辖村镇的户籍人口，禁止人员随意流动，总体说来，《保民训要》是对百姓更加严格的管控。
《保民训要》据说是顺天府府尹刘宗周提出来的，其提出的原因是陕西大量出现的流寇，以及后金鞑子入侵关内导致大量人员迁移，这些都导致村镇耆老和里正对人口户籍管理失控，府州县衙门更是无法弄清楚情况。
尽管没有看到《保民训要》的内容，但吴帆徽对大名鼎鼎的刘宗周却产生了不好的看法，刘宗周可谓是明末的大儒，对儒学研究有着非凡的成就，其提出的慎独观点，就算是几百年之后，还是存在不小的影响，也被证明是加强个人修养的最好理论之一。
可就是这样一个大儒，却提出了比保甲法更加严厉的《保民训要》，试图将百姓牢牢圈禁在本村本镇，试图通过《保民训要》来消除流寇，消除狼烟四起的土匪，这岂不是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