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比于是，颠沛比于是。”
这是《论语.里仁》之中的话语，这段话的意思是，发财与升官是人人都想着得到的，不用正方的方法得到，是不能够接受的，贫穷与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不能够用正当的方法去摆脱，就不要摆脱，君子扔掉了仁爱之心，怎么能够称其为君子，君子一辈子都不能够离开仁道，紧急情况之下不能够离开仁道，颠沛流离时也不能够离开仁道。
这是一段典型的说教之语，想不到成为了府试的考题。
吴帆徽马上就想到了一个典故，公元前638年的泓水之战。
宋国君主宋襄公有贵族之风，与楚军在泓水交战时，等候楚军渡河，不愿意在楚军渡河杂乱无章的时候动手，也不愿意在楚军刚刚渡河乱作一团的时候进攻，等到楚军摆好阵势之后开战，结果大败，自己也受伤，不久之后死亡。对于这场惨败，宋襄公有着非常经典的评论：“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难道知府大人出这道题目，就是从这个方面予以评价吗。
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论，有人支持宋襄公，有人反对，隋唐之前，支持宋襄公的读书人居多，隋唐之后，反对宋襄公的人居多。
朱熹的《四书解析》对此没有明确的观点，可谓不置可否。
府试之中出现这样的题目，按说是不应该的，要知道参加考试的是没有任何功名的读书人，要求他们对这段话做出评论，颇有些难度。
吴帆徽很快摒弃了这种想法。
有些时候，想问题不要过于的复杂，那样会让自身陷入到谜团之中。
延安府出现大规模的灾荒，已经有农民造反，朝廷对于剿灭农民起义军的态度是明确的，但是在采取什么办法剿灭方面，是存在分歧的，究竟是以剿灭为主，还是以招抚为主。
不过朝廷自上而下，几乎都是赞成以招抚为主的，这是因为陕西各地出现大规模的灾荒，西安府、延安府、庆阳府等地都上奏了恳求朝廷救济的折子，巡抚衙门和布政使司衙门同样上奏了折子，皇上和内阁看多了这些折子，都认为这是老百姓走投无路情况之下造反的，从某些方面来说情有可原。
既然是朝廷因为缺钱缺粮无法救济百姓，那么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时候，就要实施仁道，愿意归顺的农民，朝廷不再追究，不管其前面做过什么。
这个观点占据了主流，皇上、内阁，以及三边总督杨鹤，都是如此的认识。
既然马懋才在府试的时候出这样的题目，那也就是赞成的。
吴帆徽依旧没有马上动笔，而是静静的思索，若是从泓水之战议论开来，那是没有多大作用的，也是短短一千余字，不可能完全说清楚，就算是吴帆徽这个穿越之人，也不好说宋襄公的贵族之风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那就只能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了。
对于农民起义，吴帆徽的观点与洪承畴是一样的，那就是要竭尽全力予以扑灭，切忌优柔寡断，历史已经证明了洪承畴的观点是正确的，他甚至想着在文章之中表露出来这样的观点，不过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纸上谈兵，府试就是这个意思，你不可能去指挥千军万马，不可能做出什么决定，你只能够在白纸上面写下一行字，决定自身是不是能够通过府试，是不是能够取得很好的名气，其他的都与你没有关系。
吴帆徽的观点，必须要符合朝廷的观点，必须要符合知府大人的观点，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真正取得好的府试成绩。
其实吴帆徽不用操心那么多，就算是他随便的写下文章，堆积古人的观点认识，只要言辞华丽，同样能够经过府试的，毕竟他是县试案首，而且留给了知府大人深刻的印象，通过府试没有丝毫的问题。
可吴帆徽还是不想这样做，既然做事情，就是要尽最大的力量。
思索了足足一个时辰的时间，脑子里面想清楚之后，吴帆徽才开始动笔，他压根不会想到，近五百的考生，唯独他一人从剿灭农民起义军需要实施仁政的角度写下了这篇八股文，以至于他的文章很轻易就被关注了。
三天的府试，吴帆徽吸取了县试的教训，他不会提前交考卷，就算是已经写完了文章，也是静静坐在考棚里面，等到时间结束之后，有专人来糊名。
第二场和第三场的考试，吴帆徽感觉到比较的轻松，而通过第三场策论的题目，吴帆徽更是断定了自身判断的正确。
第三道策论的考题同样出自于《论语》，乃是《学而》的第二篇，“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而喜好触犯上层统治者，这样的人很少见，不喜欢触犯上层统治者，而喜好造反的人是没有的，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物，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也就有了，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
这道题目，与杂文的题目如出一辙，好比是一个提出来观点，一个就给与了证实，老百姓不是无缘无故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