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确实是徐烈在与张汝梅闲聊时徐烈打的比喻。张汝梅虽然是俘虏，但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富家翁，甚至，徐烈可以同意他离开蒙阴，只是，徐烈建议他不要那样做，因为他一旦离开蒙阴，他就有可能成为朝廷的牺牲品。
而张汝梅作为一个老官僚，自然知道自己的处境如何。他不但没有提出离开蒙阴，甚至在徐烈经常来探问时，还与徐烈聊上几句。
在这一聊二去中，他觉得这个徐烈虽然文化（四书五经琴棋书画）不高，但见识却相当不凡，无论是对龙国朝野，还是对西洋诸强，其看法往往一针见血。
从六月到十月底，差不多半年之久，而每隔三两天，徐烈都会来看看张汝梅，再加上徐烈也把张汝梅的儿子悄悄送进蒙阴，让父子见了面。这算是与徐烈有了私谊了。
“我的……天啊！”作为一个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人，梁启超又怎么会听不出徐烈此举的恐怖！
徐烈这不但是要造反，而是要在朝廷身上割肉呢。虽然朝廷很大，但又能经受几刀之割呢？
过了一会儿，看到聂士成等人似乎并不焦虑，梁启超又问道：“几位大人，难道不想回去？不再念想皇恩？”
“梁启超，你什么意思？我们是否念想皇恩，是你能决断的么？”聂士成突然大亏喝斥道。
“哎呀，聂大人，我不是那个意思！”梁启超知道他刚才用词不当，得罪了几位大拿。
原时空在解读康梁及六君子时，其实有一些过了。作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或改良主义者，康梁等人名声大是必然的，在百日维新期间受光绪重用也是必然的。
但是，他们真正负责的事情，也即他们的权责却并不大，说白了他们就是光绪的改良举措参谋或御用文人，本质上并没脱离“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境界。这样的人，在聂士成等戎马一生的老将提督面前，可以说什么也不是。
也即，梁启超根本没资格去说聂士成等人什么。毕竟，在坐四人，哪一个不是封疆大吏的地位与实力？
“你在蒙阴期间，就做你的事吧，我们的事，不要你管。至于我们怎么向皇上交待，是我们自己的事！”聂士成这话，明显是下逐客令了。
“是，各位大人，鄙人这就告退！”梁启超几乎是灰溜溜地离开了聂士成他们居住的小院。
好在梁启超并不是一个人来的，除了大约一个班的大内侍卫外，梁启超也还有文秘助手，而且他们都住在客栈里，所以梁启超在碰了一鼻子灰后，当即回到了客栈，寻思对策。
“大人，我以为您按照聂老大人的意思办就可以了。所见、所闻，徐烈要求等，一字不落地发给朝廷就行。”梁启超的助手，此时自然是帮梁启超说话，当然像梁启超这样的人，身边也不会缺乏跟随者。
“我感觉此次蒙阴之行，怕是完不成皇上重托了。”与最初的信心满怀相比，此时的梁启超，其情绪可低得多了。
“大人，我觉得您不妨也向徐烈提出，要求参观蒙阴各项事务。”助手出谋道。
“对对对，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梁启超又高兴起来。
这种情绪总在两个极端之间变化，表明梁启超确实还需要磨炼。有资料表明，正是在百日维新，康梁逃亡蛇国之后，梁启超才从意气书生转化为一个真能干点实事的人。
于是，奇特的一幕出现了，朝廷在等着梁启超报告谈判进展，但梁启超只报告了一个已到蒙阴后，便了无音讯。
别玩失踪了好不好啊？光绪在皇宫里几乎快愁白头了。梁启超离开京师后，朝廷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各地督府打来的问讯电报，问聂士成等人的军队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如“赎金通电”那样，全军覆没，指挥官全部成了俘虏？
面对地方督府的诘问，光绪第一次感觉到这皇帝之位不是那么好当的。地方督府或许是好心，关心皇上关心朝政嘛，但光绪又如何回电呢？回过子虚乌有之事？要不了几天就可能真相大白天下，这是光绪万万不能干的；回过确有其事，可出了这么大的事，朝廷难道没一个说法？
朝廷确实没有说法，因为朝廷并不敢把几万精锐大军葬送在山东一事公开，四周都是狼啊，如果知道朝廷惟一的武装都没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问题是纸终究包不住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每天都要接到各国公使团的询问，特别是熊国与蛇国，直接问需不需要他们出兵帮忙平叛！
“翁师傅，还请赐朕良策！”这天，光绪终于忍不住了，把他的老师翁同龢找来问计。
翁同龢，咸丰六年（1856）进士因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身份，此时在朝廷中的地位相当高，而且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又属于军机大臣，其地位远不是康梁二人可比的。其在朝中，一直以光绪心腹自居，并深得光绪倚重。
“启秉皇上，微臣觉得，当务之急是求得山东信息，巨匪徐烈的真实想法。如果巨匪徐烈愿意接受招安，我大清则可获得几年稳定时间以再练兵马；如果巨匪徐烈不愿意接受招安，臣以为可以同莱茵国联系，年前，朝廷将青岛及相关权益划给了莱茵国，而山东徐烈之事，终究绕不过莱茵国。”
“你的意思是，按康有为那个思路来办？”光绪问道。
“不能完全按那个来办，要做一些变通，譬如在与莱茵国谈判时，可多许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