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对交通条件的要求，自古以来都是选择都城的重要条件，在华夏的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三个都城雍，栎阳和咸阳，都排列在渭河的北岸，主要就是因为渭河之北有一条平坦的东西大道，可以直通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晋国，而渭水南部的道路就没有这些优越的条件。
后世华夏的帝都也是如此，帝都之所以能够成为帝都，就是因为帝都的位置是交通枢纽，可以分别连接东北平原，蒙古高原和山西高原，是中原北方通往这三个重要位置的枢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
在技术比较落后的古代，利用河流进行水上运输，是最为便捷的交通运输方式，也是运量最大的一种方式，但受制于现实条件的限制，很多小国的都城难以选在靠近主干河流的位置，如此，为了便于运输物资，朝廷往往会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开挖运河，以弥补天然运力的不足。
比如，在战国的时候，魏国国王魏惠王迁都大梁的第二年，就调动百姓开挖鸿沟，沟通黄河与淮河间的主要水道，暴君隋炀帝在营建东都洛阳的同一年，便开挖了通济渠和大运河，使船只可在洛阳下水，入黄河和淮河，甚至直达江南水乡。
选择都城的第四点是周围要有山环水绕，便于防守，为了确保都城的安全，不至于轻而易举就被敌人攻占，历代王朝都要求都城所在区域是险要之地，后世的西安之所以成为古代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其所在的关中区域山环水绕，易守难攻显然是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都城的四周最好也有险可依，以资最后的抵抗。建于长安附近的古都，西周的丰、镐，秦的咸阳，西汉、北朝、隋、唐的长安，城址都没有越过灞水，原因是要“临河以为渊”。因为这些王朝的主要威胁来自东部，南北流向的灞河无疑是一道天然屏障。隋朝营建的东都洛阳，南望伊阙，北据邙山，东临潺水，西接涧河，洛水中贯，显然在选址时已考虑到防御的需要。
如果不具备山环水绕的地理形胜，便只好在都城周围屯驻重兵，借助于血肉长城，由此就要大大加重都城对外地粮食和物资的需求程度。
北宋初太祖之所以打算迁都洛阳或长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他担心定都开封，屯驻重兵，必然要大大加重人民运输漕粮的负担，不出百年，天下民力耗尽，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
第五，所在区域的经济一定要发达。都城既然是全国人口最多的都市，消耗巨量的粮食和生活用品，而古代长途运输又是如此不便，如果都城所在地区经济发达，就可以减少对外地的依赖程度。
因此，古代都城的所在地往往都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在大唐中叶以前，华夏地区经济重心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所以统一王朝的都城设在长安和洛阳，以后经济重心南移，迫使都城向东向南移，先是迁到靠近江淮的开封，然后干脆迁到位于江南的南京。
就华夏总的经济格局而言，都城需要位于或靠近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就次一级的区域来说，都城所在地也应该是区域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战国时，秦国把都城从栎阳迁到咸阳，主要因为栎阳所在区域多盐碱泽卤地，没有经过长期的开发改造，经济落后，而咸阳一带人口稠密，开发早，终南山物产丰富，取之不尽。后来元明清的都城北平，虽然已不是经济重心地区，但所在地也是北方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至少周边所有的城池都比不过北平。
第六，山川要秀丽，景色宜人。古代帝王在志得意满，饮甘餍饫之余，还要纵情于声色犬马，田猎游乐。如此，这一辈子才没有白活，他们不仅在城内修建了大量的宫殿楼阁、沟渠池塘，还在城外大造离宫别馆、禁园御苑。
华夏古今闻名的游览胜地西安骊山脚下的华清池和杭州的西湖、北京的西郊，当年都是帝王纵情游乐的地方。
由于这一原因，历代统治者在选择都城地址时，往往也要求都城及其附近山川秀丽，景色宜人。据说南宋高宗定都杭州的原因，就是为了贪图西湖周围的秀丽山川。甚至说：“高宗之都临安，不过贪西湖之繁华耳。
这些都是古代帝王选择都城的依据，当然，或许还有别的一些原因，但这几条绝对是选择都城必须要考虑的条件。
按照这些条件去分析，拉赫曼一世选择把都城定在摩尔多瓦，倒也算是不错的位置，毕竟，靠近瓜达尔基维尔河，运输方面大大的方便，老百姓用水吃水和都城的防御也有保障，风景想必也是不错的，如此，自然没有比这里更好的位置了。
直布罗陀港口已经近在咫尺，李安与麾下的船队，很快就要进入直布罗陀港了，不过，因为直布罗陀港口距离西班牙的都城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李安在直布罗陀休整几日之后，还要出发去前往摩尔多瓦。
前往摩尔多瓦可以走陆路，也可以走水路，两条路是可以随便选的，走陆路的距离比较近，也就五六百里的路程，而走水路需要先向西行进，然后从瓜达尔基维尔河的入海口逆流而上，直接抵达西班牙的都城摩尔多瓦，这条水路的距离有两千里之遥，不过，因为走水路只需要坐船就可以了，所以，走水路反而比较的轻松，而走陆路的话，对资源的消耗量将大大增加，毕竟，船队有那么多的车辆，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