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难堪，恰恰来自于李斯方面。
在帝国三大功勋家族中，蒙氏兄弟与王氏父子坦诚和谐，其笃厚的交谊与不自觉地默契，几乎是水乳交融的。王翦年长，对君对臣对国事。都有进退斡旋之思虑，故在以年青奋发之士为主的秦国庙堂重臣中，颇显世故之风。然则，蒙恬与王翦交，却始终是心底踏实地。因为，王翦秉性有一种无法改变的根基——对大事绝不让步。也就是说，王翦对非关大局地小事不乏虚与周旋，然对关乎邦国命运的大事。身为大臣的王翦却是最为强硬的。这一点，王贲犹过其父。当年地灭赵灭燕大战，王翦都曾与以秦王为轴心的秦国庙堂决策有过关键问题上地不同决断，每次王翦都坚执不变；灭楚大战更是如此，秦王可以不用老臣，唯用老臣，便得以老臣决事。王翦可以等待，但王翦绝不会退让。这便是蒙恬与王氏父子相交之所以心底踏实的根本原因。蒙恬确信。若王翦王贲父子任何一人在世，甘泉宫之谜都会迅速揭开，甚或根本不会发生。王翦大哥，或许迂回一些，或许平稳一些。但终归不会听任奸佞误国。若是王贲兄弟，则会毫不犹豫地强行进见，谁敢拦挡，王贲的长剑会确定无疑地洞穿他的胸膛。天赋王氏父子于大秦。一大奇观也。灭六国之中，王翦打了所有的大仗长仗，提举国之兵与敌国经年相持，几乎是非王翦莫属。而王贲则打了所有的奇仗硬仗疑难仗，飞骑一旅驰驱万里，数万之众摧枯拉朽，每战皆令人目眩神摇，雷电之战几无一人可与王贲匹敌。战风迥异。政风也迥异。王翦对于国事，可谓大谋善虑，极少关注非关总体之政务。王贲则恰恰相反，从不过问大局，也不谋划大略，只醉心于将一件件交给自己地政事快捷利落地办好。王贲以将军之身而能居三公太尉之职，非独功勋也，亦见才具也。当然。论根基才具甚或功劳。蒙恬做太尉，似比王贲更适合。然则。蒙恬对王贲没有丝毫的嫉妒，反倒是深以此为皇帝用人之明。若为太尉，蒙恬岂有北却匈奴之大业绩哉！……此刻，蒙恬念及王氏父子，心头便是一阵阵悸动，国难在前，无人可与并肩，殊为痛心也！上天早丧王氏父子于大秦，莫非果真意味着天下将有无可挽回之劫难么？
蒙恬与李斯地来往，却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隐隐隔膜。
与王翦相比，李斯的斡旋缺乏一种深层的力度。在蒙恬的记忆中，李斯从来没有坚持过什么。无论是长策大谋，无论是庙堂事务，李斯即或明确地申述了主张，只要有大臣一力反对，李斯都是可以改变地。当然，若是秦王皇帝持异议，那李斯则一定会另行谋划，直到君臣朝会一致认同为止。与李斯交，谈话论事从来都很和谐顺当，可在蒙恬心头，却总有一种不能探底地隐隐虚空感。蒙恬是同时结识李斯与韩非地。蒙恬更喜欢孤傲冷峻而又不通事理的韩非，无论与韩非如何争吵得面红耳赤，蒙恬还是会兴冲冲地捧着一坛酒再次去纠缠韩非。根本原因只在一处，韩非胸无城府，结结巴巴地言辞是一团团透明的火焰！后来，当蒙恬看到《韩非子》中解析防奸术的几篇权谋论说时，几乎惊愕得无以言说了——能将权术阴谋剖析得如此透彻，却又在事实上对权术阴谋一窍不通，人之神异岂能言说哉！虽然如此，蒙恬还是喜欢韩非，尽管他后来也赞同了杀韩非……韩非与李斯，是两类人。在蒙恬看来，李斯生涯中最耀眼的爆发便是《谏逐客书》，孤身而去，义无反顾地痛陈秦政错失，一举扭转了刚刚起步的秦国新政濒于毁灭的危境，可谓乾坤之功也。也是从那时开始，李斯奠定了朝野声望，尤其奠定了在入秦山东人士中的巨大声望。应该说，这是李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坚持。可是，蒙恬从李斯后来地作为中，却总是嗅出一种隐隐的异味：《谏逐客书》并非李斯之本性强毅的体现，而是绝望之时的最后一声呐喊。在帝国文明新政的创制中，李斯确实淋漓尽致地挥洒了大政之才，堪称长策伟略之大手笔。李斯领政，所有大谋长策之功皆归皇帝，所有错失之误皆归丞相府承担，极大维护了皇帝陛下神圣般的威权声望，你能说李斯没有担待？然则，蒙恬却分明地体察到。他对李斯的那种隐隐感觉，王贲也有。那是一次军事会商，蒙恬说到了李斯的主张与秦王一致，王贲地嘴唇只撇了一下而已。王贲一句话也没说，此后也从来没有在蒙恬面前说起过李斯。虽然如此，仅仅是这一撇嘴，蒙恬却明白地感受了王贲地心声。越到后来，蒙恬对李斯的这种不安地感觉便越是鲜明起来。震慑山东复辟的大政论战中。皇帝对六国贵族的怒火显而易见，李斯便立即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焚书令，后来又坚执主张坑杀儒生；其时，李斯对回到咸阳襄助政事而反对震慑复辟过于严苛的扶苏很是冷落；李斯明知一直沉默的蒙恬也是扶苏之见，却从未与蒙恬做过任何磋商……凡此等等，蒙恬都深觉不可思议。以他对李斯秉性才具的熟悉，李斯为政不当有如此铁血严酷之风。然则。李斯一时间如此强硬，强硬得连皇帝陛下都得在焚书令上只批下了“制曰可”三个字的宽缓决断，而不是以“诏曰行”地必行法令批下。李斯如此强硬，实在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突兀变化，蒙恬难以揣测其中缘由。又因不欲牵涉扶苏过深而不能找李斯坦诚会商，这道阴影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