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郑金、卢扬、李泊这三位老人，都是博学之人，治学为官态度很端正，但是三人有个共同的特点，思想保守顽固，与国学弟子相互看不顺眼。姜述对这三个老顽固也不爽，但是考虑到面上的平衡，也没有做很大改变，只是在太史这个部门，又加了一个治历丞，委任一名国学弟子出身的官员担任，分管历法、星历、望气等事情。后来又规定治历丞的人财物独立，实际上变相地将这些部门从太史剥离出来。这样太史就显得很尴尬，太史令和太史丞实际掌管的部门只剩下掌故。
所以掌故，顾名思义就是掌管已经过去的事情，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档案馆。寻常人认为档案馆实际意义不大，其实不然，无论那朝那代都十分重视档案工作。譬如要想实施一项新政，判断实施效果好坏就要有个对比，这个对比自然要参照以前的数据，这些数据从何处来？当然要从掌故这里查阅。
姜述当朝时，实施新法如春雨润地，节奏快幅度小，从上到下感觉变化不大，但是新政在众人不知不觉中悄然实施下去。再说姜述是立国天子，威望很重，又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所以郑金这些老顽固都听话得很。
自从换上姜靖监国，大刀阔斧，与姜述行事完全是两个路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卢家、郑家这些级世家对姜靖是又恨又怕。郑金这些老顽固，对姜靖也不爽，原因不是姜靖不够勤政，或有什么恶习，而是姜靖的出身有问题。郑金他们看来，姜靖的外祖父张角，是旧朝头号叛逆，是天下世家的公敌，现在姜靖当太子，无论从那个方面都讲不过去。
但是郑金这些人很聪明，心里虽有意见，但是知道时机不对，只是让掌故属下书吏尽可能多地记录姜靖及其心腹日常事务，为姜靖积攒罪证，以期姜述还朝后将他掀下台去。
黄猛出逃，卢毓身为黄猛的岳父和同盟者，自然不会坐视。姜靖是个狠绝的人，数日内连番动作，修改法令，公布通缉名单，又在大齐日报上连续做宣传攻势，卢毓知晓在这个时候，谁若出头，必定会被姜靖毫不客气地打翻在地。卢毓是个有心智的人，没有在这个时候出头，在灾情平复，姜靖刚闲下来的时候，适时地造访卢扬，只是点拨数句，卢扬就心领神会。
次日朝会上，卢扬上了奏折，声称要为姜述修史。姜述做为前无古人后无追者的人物，修史原本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斗争经验丰富的姜靖，却知道这里面不会这样简单，没有理睬，道：“父皇年轻力壮，此时修得什么史？这事等父皇回来亲政以后再说。”
卢扬并不气馁，回去以后，会合郑金、李泊商议，共同用太史衙门的名义，以正式的公文行文，上报给了太常诸葛玄。诸葛玄是个明白人，知晓姜靖当殿否定过，背后定有深层次的原因，压在手中并不上报。郑金、卢扬等人却不肯罢休，每日都询问此来事进展情况，诸葛玄被他们缠得没有办法，就将此事报到亚相荀彧手中。
给姜述立传是件大事，若由姜靖信得过的人主持，不是太大的事情，但因这件事情是太史衙门提出，若是钦点别人主持此事，就显得说不过去。如果让太史衙门这几个老顽固负责，说不定会出什么妖蛾子，深知文化舆论重视性的姜靖，肯定不会如这些老顽固的愿。
荀彧是姜靖的岳父，也是姜靖深为信赖的重臣，看完这份奏折，就在上面批了几句，呈报到姜靖手中。姜靖拿着这份公文，再看荀彧的旁注，不由长吁一口气，将此事批给荀攸领衔办理。
荀攸同样是姜靖的心腹，也是一位心思深沉的智者，接到这个任务，静坐想了半日，来到宫中，求见蔡琰，想让蔡琰执笔写姜述传的初稿。这件事情传到宫外，卢扬等人顿时傻了，若是姜靖安排他人写这份传记，太史衙门的这几人都会挑出刺来，偏偏蔡琰写这份传记，卢扬等人却挑不出任何刺。
太常虽是九卿之，但只掌宗庙事，不直接管理行政事务，太史是太常最主要的部门，人员编制很多，其中以掌故这个部门人员最多。掌故类似现今的国家档案馆，其中还有一项职责就是录事，除了军政两衙的重要事务，还要为皇帝、太子及主要后妃编写起居注，就是皇帝等人每日日程安排，说的话办的事，甚至连临幸之事也要记录明白。
姜靖初立朝时，身边总会有一名轮值录事跟随左右，姜述的一言一行皆记录得十分详细。这种没有任何私密的日子，姜述很不习惯，就以保密为由，由女卫接掌这份工作。女卫的主要任务是安全保卫，文笔好的不是太多，接管这项任务以后，经常出现疏失，文笔也不行，这让太史衙门的老顽固们十分不满。后来反映到姜述这里，姜述想了一招，在太史衙门设了一个内宫录事部门，由蔡琰负责，记录皇帝、太后、皇后、嫔妃、皇子公主的起居注。蔡琰是才女，不仅自身文笔好，身边的女官丫环也有几位才人，从女卫手中接过这项执事，干得井井有条，记录之详细，文字之精辟，让太史的老夫子们都无话可说。与以前录事记事不同的是，以前录事记录诸事，当天带回掌故存档，蔡琰领衔记录的起居注，每月归档一次，而且归案前需交姜述审阅，若有涉及保密事宜的，就归在宫内密档中。如此既让太史的老顽固们无话可说，又能保证宫中秘事传不出去。
蔡琰编起居注是姜述时定下的规矩，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