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不但可以跟儒家思想合作，同样也可以与另外两种拥有自己世界观的流派道家和墨家合作，前者让西汉从秦末战乱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为汉武帝之后的全面扩张奠定了基础，而后者的成功范例则是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几乎可以跟近代国家相比的惊人动员效率充分反映出了“墨法合一”有多么恐怖......
“法家思想本身谈不上好坏，它只是一个工具，配合崇尚理性和平等的墨家思想，自然公平高效；若是与推崇‘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相结合，随着人民自己努力劳动改善生活，国家也会逐渐强盛起来，速度慢一些，但是步子更稳；而如果配合强调上下尊卑的儒家思想，就成了‘刑不上大夫’、而非‘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恶法，只是拼命系紧缚在人民身上的锁链，却于富国强兵毫无益处......”，这是李晖对法家思想的看法，而他选择墨家思想作为自己思想的核心，与此也不无关系。
事实上，后世之人对（先秦）墨家普遍存在误解，例如墨者在传统观点中近似于苦行僧和活雷锋的形象就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历史上墨子的确提倡艰苦朴素、舍己为人，但他的很多弟子都在各国出任高官并享有优厚的待遇，墨子十论当中的《尚贤》一篇里也劝说当时天下的诸侯和卿大夫们开出高官厚禄来吸引人才，可见墨家并没有将道德上的要求过度泛化。
而《尚贤》中认为优秀人才应当享有特别优待的观点也说明墨家并不追求绝对的平等，只要是“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做到机会上的平等就可以了。
这些观点在李晖看来完全没有问题，根本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理想化到脱离实际......
而“节葬”、“节用”等崇尚节约的观点也是如此，并非是要人们节衣缩食过艰苦的生活，而只是劝导人们、特别是社会上层减少不必要的奢侈浪费。
在李晖这个未来人看来，其中除了“非乐”思想有些过于极端（其实在墨子那会儿倒是合情合理的，当时主流的音乐是编钟之类的‘高雅’器乐，消耗的人财物力太多，却只能让上层享受。）之外，其他的部分都是完全可以采纳并且应当大力提倡的。
如果新中国还像现在的满清贵族一样奢侈浪费，已经被西方拉开了几百年差距的华夏如何能够尽快拉近这个距离？
至少在新中国起步的阶段，举国上下一起过二三十年苦日子是免不了的，而墨家简化礼仪的观点则更让一向都很厌恶繁文缛节的李晖由衷支持......
墨家思想中最有名的一个口号应该是反对不义之战的“非攻”，考虑到现在才是十九世纪末，中国将来还有对外扩张获取更大生存空间的机会，李晖一度想过将其摈弃。但随着他对墨家思想的理解进一步深入，李晖发现自己对“非攻”的涵义存有很大的误解。
原来，墨子提出的“非攻”并非像近现代西方的和平主义那样是简单的反战，而只是单单针对不义的战争，至于“不义”的标准，却是对国内的平民百姓无益。
比如历史上墨子止楚攻宋时对楚王说，“楚国地广人稀，连自己的土地都还没有充分开发，就算获得了宋国的土地，又有什么用处呢？”，这段话中隐含的意思如果反过来引申，就可以得出一个可能很多人都会深感意外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人多地少，本身的土地不够养活国民，那么该国以获取土地为动机向外扩张的话，在墨子看来是可以理解的.......”
这对中国来说刚好适用，因为中国的人口密度极大，口粮问题始终威胁着这片土地上的亿万民众，所以“非攻”并不会对未来中国的对外扩张造成太大妨碍。
而对于那些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由于他们大都是以直接或间接地掠夺财富为目的，其中唯一一个更热衷于喜欢扩张领土的恶邻沙俄又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因此“非攻”思想照样可以成为华夏抵御外侮的道德基础。
此外，如果对方国内实施苛政让民众痛不欲生而邀请出兵解救，或者之前为恶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里李晖将墨家主张除恶的思想改得更为激烈，不能只是几句道歉就算了。），那么对其开战就是正义之举，非但不违反“非攻”原则，反而是值得赞扬的正义“诛伐”（全无节操的李晖在这里采用了墨家死对头孟子所创的名词）。而如果邻国仰慕华夏文明“主动”要求并入，那自然更不违反原则......
所以最终李晖还是保留了“非攻”这一条，但经过其解读诠释之后，这个观点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中国打别国永远是正义的，别国打中国永远是罪恶的。”。
而且这样的结论还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作出的，较之西方列强简单粗暴的双重标准法，华夏文明深厚的底蕴完爆了它几条街，咱们就是要侵略扩张，也能先找出一大堆帽子扣到对方头上......
墨子十论中主张“事鬼”的观点在后世被很多人以为是迷信，但只要看过墨子的原话，脑子不算太蠢的人都会明白这位先秦的圣人其实是个无神论者，否则也不会同时提出与之对立的“非命”观点。他之所以提倡敬拜鬼神，只是在科技落后的战国初期无奈的权变之举，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自己学说的传播，另一方面也期望借助鬼神的威慑引人向善。
不过，现在已经是科技蓬勃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