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戈文的示意下，接下来的几天，包括《羊城晚报》、《文汇报》、《山西青年报》等一系列对戈文支持的报纸都开始刊登了关于《亮剑》批评的读者评论文章。
这些文章或对《亮剑》小说中的军事知识提出了质疑，或深刻挖掘我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各种动人事迹，或对把日本鬼子写的如此面善是否恰当……总之就是目的就一个，就是淡化国民党的问题，转移读者们的目光，将讨论话题集中到李云龙和赵刚的身上。
可是就算是这样，关于楚云飞的赞美和讨论依旧屡屡不绝。
无奈之下，戈文开始赤膊上阵，他亲自上了上海交通广播的一档节目。
在节目中，戈文将自己创作《亮剑》的目的、小说中的各种桥段的来源、为何塑造李云龙这样一个草莽将军、《亮剑》究竟想表达什么样的主题之类向听众朋友们一一做了介绍。
不过，在接听听众热线的时候，还是出现了一些突发的情况——
“戈文，《亮剑》是不是把日本鬼子写的聪明了一点啊？这和其他小说以及电视、电影里可不一样。”一个比较年轻的听众打进来的电话问戈文。
“呵呵……什么才是不聪明？像《小兵张嘎》里的龟田队长那样？把灯光打暗，故意露出些狰狞的笑容，然后“吆西吆西”，出几个自认为是的蠢主意，然后自投罗网？……拜托，那是电影中的虚化，是为了电影故事情节故意刻画成那样的。如果日本鬼子真的都像龟田大队长那样蠢，他们能侵略中国八年之久吗？这不是说我们中国人更差劲吗？”戈文对着话筒，借《小兵张嘎》这部电影向这个听众分析起来。
电话那头，那个听众恍然大悟的嗯嗯嗯了许久，然后又问道：“那国民党呢？真实历史中真的有类似楚云飞这样的人物吗？”
“这个……”戈文有些头痛，他现在真的不想聊关于这方面的话题。
之所以如此，却是怕别有用心的人会借着《亮剑》来鼓吹他们的道理，迷惑大众。
其实早在穿越不久，深深的融入到这个时代后，尤其是当自己提出个人生命价值观的概念后，戈文就注意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
有一小撮人在借着“创作自由”这个概念，在否定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政策是我党对文化科学事业的一贯方针，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文艺采取了更加符合艺术规律的政策。文学艺术作品是作家个人精神劳动的结晶，只有给作家以创作自由，才能解放文艺生产力，繁荣文艺事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艺事业之所以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就是因为“双百”方针和创作自由政策的结果。
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个人的自由应以不损害社会和他人的自由为前提，作家的创作自由最起码也应以不损害社会为前提。
而这一小撮人却在强调创作自由不应该有任何的限制，想怎样就怎样。他们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全盘否定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宣扬****、暴力、封建迷信，片面强调文艺的特殊性、独立性，凡是党对文艺事业所提的意见，都被看成是对文艺的“介入”和“千预”而加以拒斥，妄图把文艺阵地搞成他们的“独立王国”。
在这种文艺思想下，一大批描写暴力、斗殴、凶杀、****的地摊文学作品充斥了书刊市场。这些作品宣扬不讲丝毫社会公德，只讲哥儿义气的所谓“友情”，渲染野蛮凶残的暴行，宣扬“跟着感觉走”的非理性主义，在青少年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严重地影响了社会安定。
这根本不是文学的繁荣，而是文学的堕落，不是审美品格的提高，而是欣赏趣味的下降。这种表面上看似繁价的文化市场，严重地污染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更让戈文感到厌恶的是，这一小撮人他们崇详媚外，主张全盘西化。
他们认为中国需要象西方那样来一次启蒙运动，来一次浪漫运动，需要出现卢梭、尼采那样的人物来唤醒世人。对西方近现代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不加分析地大量引进。尼采的超人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依德的性心理学被广为传播。
中国未得贝尔文学奖，他们就说我们的文学落后。他们轻易的贬低抹杀了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成就，他们贬低新文化的棋手鲁迅先生，对民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一个劲的鼓吹。对我国建国以来的当代文学，也极力的否定。这等于是把中国解放以来的整个文学体系给全盘否定了，他们甚至主张要重写当代文学史。
在创作中，他们不顾中国国情和中华民族的特点，生硬地模仿西方人的表现手法，内容上主张写全人类所共通的东西，这就是人的本能、性，企图以此来使中国文学走向一世界。对电影的评价也是只看能否在国外获奖。对外国的不健康的文学作品也大量翻译介绍过来。总之，什么都是西方的好，连一点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都没有，简直不要碧莲。
而《亮剑》虽然写了一些敏感的内容，但是却是一部很正能量的作品，有着深厚的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不然也不会得到巴老的认同，也不会通过中国新闻出版局的审核。
《亮剑》根本就和这一小撮人的作品不是一路货，可是戈文却担心这些人借题发挥，引导广大读者走上危险的道路。
这正是戈文为何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