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的晚上对于很多参加了这场演讲的听众们来说是个不眠之夜。
对于那些个记者来说，则更是惊喜若狂，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参加这场演讲绝对是物有所值。不管是戈文演讲之前对于《新周晚报》的批判，还是演讲过程中对于年轻大学生们的告诫；不管是戈文演讲中提出的公共知识分子观，还是他在演讲最后说起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闻的价值，而等明天发表后，必定会引起全社会的巨大轰动。
当天晚上，片刻都不耽误的各个记者赶回报社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到总编的办公室里，语无伦次的述说着演讲中的盛况。然后总编们看着复旦大学演讲会现场记者们带回来的记录和照片眼睛发亮，兴奋的命令所有的编辑连夜加班。于是这几家上海的报纸都纷纷把他们从第二版往后已经排好版的文章按照次序依次往后推，而原本留给报道戈文演讲的小版面顿时变成了二版的大头条。
再然后，这一夜上海市的很多家印刷厂真的成了不眠之夜。
星期三的上午，人们看着好几份报纸不约而同的集中报道，就知道了星期二晚上戈文在复旦大学图书馆礼堂的演讲圆满完成。然后他们就注意到报纸上刊登的关于戈文演讲内容的各种消息。
有的报纸报道的消息是有关戈文要起诉《新周晚报》的事情的；有的报纸则把戈文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观单独摘了出来，单独的做了评述；有的报纸则报道了戈文对于年轻大学生们的告诫……可是不管哪家报纸从哪个角度报道，他们全都提到也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报道了一个口号一个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这绝对是一个内涵深邃的观点，不仅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更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对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及其重要意义。
如果说羊城晚报的社论《发展的中国需要重视个人生命价值》只是引发了一场新观念与旧观念、个人生命价值与集体社会主义的思想冲突，那人民日报刊登的戈文和巴金的文章便让这场冲突尘埃落定，统一了思想界、理论界的纷争，知识分子们只是了解、认清了国家的观点和看法，作为一个旁观者不管辩论的再怎么凶，都不可能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可是戈文在演讲中的言论则不同，他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公共知识分子人生观，他认为一个有着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该起到自己的作用，要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力量，应该参与到国家的政治舞台之上，为国建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可是和他们息息相关啊。
虽然戈文的这种论调自古就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可是敢大胆的提出来，这绝对让人不得不佩服其胆量和思想。
于是一场更甚于之前的讨论开始热烈的展开了。而戈文在经历了社论风波、身份危机之后，再一次将年轻人收拢在自己的身边，再次征服了这帮天子骄子，尽管他演讲的真实目的并非如此。另外一点让人意外的是，同样因为演讲的言论，戈文获得了很多知识分子们的好感，影响力也从大学生群体中开始向知识分子界波及开来。
外界热闹喧天的讨论并没有打扰到戈文的生活。
在演讲后的第二天戈文专门跑了一趟上海市人民法院，然后一纸起诉书将《新周晚报》和他们那个专栏作家段启刚以诽谤罪的罪名告上法庭。除了这段小插曲之外，戈文的生活又恢复到了从前的宁静。现在他的生活很充实，《收获》编辑部的事情忙完之后，就把大把大把的时间花费在阅读和写文章之上，为了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他必须不断的努力学习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除此之外，要是还有闲暇时间的话，就是和林一铭闲逛。不过现在复旦大学基本上成为了一个禁忌地，毕竟被人像动物园的动物一样围观，这样的事情还是少来上几次的为好。
巴金同样从报纸上了解到戈文演讲的言论，毕竟不是在演讲现场，老人家不能仅仅靠着报纸的报道就弄清楚事情的原委，于是戈文便被召唤到了巴老的家里。
当巴老将手中那份戈文递给他的演讲稿看完之后，纵然是经历了无数事情的他也不得不摇头苦笑不已。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经历的事情少，想法也太过简单了！
不过看着站在他面前依然有些执拗的年轻人，巴金那涌到嘴边的责备、劝告还是不由的咽回到肚子里。
该怎么说呢？自己不是老是让人说真话吗？自己创作《随想录》的目的不就是想让人们重新树立起社会的良知和重新确立起当代知识分子的五四精神传统吗？这个年轻人不仅达到了自己的要求，并且比起自己的期望来，他做的更加优秀！
想到这里，巴金颤巍巍的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到书桌前，拿起桌上的电话。他拨通了《收获》杂志社主编高林的电话，然后吩咐了几句。
挂了电话后，巴金回过头来，微笑的看着依旧坐在沙发上的戈文细细打量，当你与眼前这个年轻人接触的越深，你就越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身上的一股子积极的生气来。
一个好小伙子！巴金在心中暗暗的赞叹到。
一直看的戈文有些不自在时，巴金才亲切的向戈文问道：“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