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也都知道儒家讲究的教化百姓，希望通过教化百姓来进行让百姓走向了仁德，达到儒家所希望的人人都是品德高尚的。可是结果却不尽人意，因为百姓很多绝大部分都是不接受教化，最后还是为了利益而拼命，而去做各种不仁不义的事情。
所以孔颖达也都非常头痛，历代儒家也都不知道如何解决，如何让百姓接受教化，这样才能够让百姓成为都是十圣人。
“让全体百姓都做到这个仁德？那是在实行‘共.产主义’了，在古代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世界。在生产力不足的情况指望人人都讲道德，都不为利益所动心，这个是不可能的。别说当你不行，现在也不行，哪怕再过五千年都不行。”时不凡想道。
在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之下想要保证所谓的仁德，这个是无稽之谈的。仓廪足而知礼仪，这个不是随便乱说的，绝对是有深刻执政经验才有的名言，可是古代的儒者却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了。真正想要解决犯罪的问题，归根究底还是发展生产力，让百姓有了足够的物质条件才能保证不动荡，这个是最基本的。不过，目前孔颖达这么空想，时不凡当然不好跟他们讲什么发展经济的理论，这样跟孔颖达讲这些也都没有任何办法。
“孔学士，我认为想要让百姓真正的能明白礼仪，真正的明白仁德，短时间之内是不可能的。这个乃是我们一代代圣人门徒所追寻的，可是却绝对不是短时间之内能够实现的。我们与其去指望让百姓明白礼仪，我们不如尝试建立底线。也就是告诉百姓，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是仁德的底线，是绝对不能够做的。一旦做了，那就要接受惩罚，这样才是真正的稳固了底线。”
“只有稳固了天下万民的道德底线，那才能够真正的逐步提升教化。如果没有一个底线，百姓不知道什么事仁德的底线，那最后肯定是做事毫无底线，这样自然也就礼崩乐坏了。我认为当年圣人强调了‘礼’，可是却没有能够真正的做出惩罚，没有能够有能力对于那些严重违反了‘礼’的人进行惩罚，这样乃是最大的疏漏。天下任何人违反了‘礼’，可是却没有能真正接收到惩罚。如此不能够接收到惩罚，那这样自然是让更多人都向往着不守礼来进行获得利益。最后大家都看到了不遵守礼来获得了好处，那不是在让大家都跟着学吗？哪怕那个时候有少部分能够明白的人，能够力图恢复‘礼’之人，那也都徒呼奈何罢了。”
“所以我建议不如我们虽然保存着创建仁德盛世的想法，可是却在行事手段上可以尝试从底层做起。我们不求百姓一蹴而就成为圣人，我不如紧紧守护仁德的下限，如果一旦过度违反了仁德的下限，那这样就必须要接受惩罚，这样可以让百姓明白何为仁德的下限，违反了仁德的下限就要接受惩罚。当百姓都明白这个仁德的下限之后，我们可以再次提高仁德的下限，最后可以真正的让百姓习惯于仁德，真正的走向了圣人所追求的仁德的世界！”
在场的很多人对于这个说法，也都是开始议论纷纷。因为过去所谓教化，其实也都是提倡圣人品德，宣传圣人品德如何的高，如何的不图私利，如何的为百姓做事。然后怎么吹牛怎么弄，好些圣人都是完美的，都是没有任何缺点的。他们想要通过这个吹牛让百姓也都真正去学习，让天下人都会去学习。可是这种方法收效甚微，因为在物质文明不足的情况下推行这种圣人的思想，显然是南辕北辙的。这样他们肯定有了问题，可是古代儒者却没有能找对方向。他们认为要用仁德感化百姓，这样达到教化的目的。
可是时不凡却从另一条路开始准备，而是从底层做起。从道德和仁德的底线开始做起，设立一个道德的底线，这样让大家也都去遵守这个道德的底线，一旦有人违反了道德的底线也就要进行惩罚。时不凡知道光是提倡，而没有惩罚，那作为人类那个好逸恶劳的劣性根肯定会爆发出来。所以这样设立底线，然后让大家也都不能够去违反底线，这样才能够保证社会的最基础的公平和正义。如果只有道德没有底线，只是提倡而没有底线，那最后肯定要面临无力去挽回。
甚至如果一个人违反了道德底线，却没有被惩罚而获得了好处，那自然会有更多人选择去违反这个道德底线获得好处。这样对于遵守道德的人，是一个莫大的不公平。并且对于那些本来愿意遵守道德，可是发现那些不遵守道德的人纷纷获得好处，他们还能够谨记道德吗？
“可是，这样岂不是法家之学了吗？”孔颖达疑惑问道。
时不凡点头说：“孔学士，我不否认我乃是接受了一些法家的刑名之学。法家提倡一切专断于法，凡是犯了法都要予以惩戒，甚至动辄用严刑酷法来约束百姓，哪怕是轻罪也都予以重判，这样达到以刑止刑的做法。”
“如果说从古至今一直对于先秦的严刑酷法进行批判，而儒家好像和法家是一对天生无法融合的冤家。可是我却认为儒家主张仁德，而法家主张严刑酷法来统治，这个其实双方都是走了极端。儒家和法家固然有矛盾，可是我们却也要认清楚什么事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
“上古先秦之时，任何学派都是有着自己的思想见解，并非是独尊儒术。可是上古先秦之时，各国征战，其实背后也是有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