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政府也做了妥协。
这就是，在国防部的后勤处与装备处，各设有三军种办公室，由三军种各派将领担任要职，专门为部门领导人提供建议/。只是，最终的决策权掌握在部门领导，也就是文职官员的手里，而重大的装备研制与采购项目则需要得到国防部长的批准，某些极其重大的项目则需要由总统批准。
总而言之，这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军事改革。
要知道，在此之前，陆军司令部与海军司令部都是部级单位，与中央政府的其他部级单位平起平坐。更重要的是，陆军司令部与海军司令部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连后来成立的空军司令部也是一个强权机构。这种三军分立的局面，除了导致军队拥有的权力过于庞大之外，还造成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即三军单独申报预算，导致军费开支难以降低，极大的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结束三军分立的状态之后，由国防部统一申报军费，能节约不少钱。
当然，成立国防部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军费开支，或者说是更加合理的利用每一分钱。
六月中旬，国防部试运行。
所谓的试运行，就是处理一些必须立即处理的事情。事实上，当时国防部连基本框架都没有，甚至没有确定由谁担任国防部长。此外，国防部的办公机构也没有成立，甚至不知道设在哪里。
只是，有些事情确实需要由国防部出面来处理。
这其中，就包括为友好国家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
当然，在此之前，必须搞清楚中**队到底有多少剩余物资，特别是多出来的装备，以及这些装备的性能。
显然，顾祝同得感谢李向龙。
在张文渊与骆崇明忙着去整理装备资料的时候，顾祝同已经在走下一步了，即如何合理第分配过剩装备。
当然，这不再是中国海军自身的事情了。
原因很简单，援助出去的装备，自然有援助对象，而援助对象的国力、与中国的关系等等都将成为决定援助多寡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在双边关系中，关键不是看过去，而是看未来。
说白了，受援国必须有明确的政治与外交立场。
显然，这是外交上的工作。
这个时候，顾祝同不得不干一些外交家的工作，即与各个受援国的外交武官，特别是海军武官进行交涉。
所幸的是，张文渊与骆崇明没有拖后腿。
两人在整理好了各军种的装备资料之后，也开始与受援国的武官接触，以确定援助的规模与级别。
这些烦琐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七月初。
到此，组建国防部的事情终于落实，刘伯恩安排了中国的第一任国防部长，即原外交部长闵文灿。
让外交部长担任国防部长，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当然，这也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安排。
要知道，中国国防部是在大战末期成立的，而在大战结束之前，也就是军事改革全面开始之前，国防部的主要工作是对外，而不是对内。要到大战结束之后，国防部才会成为推动军事改革的主要力量。
也就是说，闵文灿只是临时担任国防部长。
在闵文灿完成了使命之后，肯定需要一位新的、能够更加有力的推动军事改革的国防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