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逝世后，潮头红又把矛头指向我；正如母亲临终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更难活下去了。潮头红口口声声说我是“小富农”，要把我“消灭掉”。当时成份比我低的人，已经死了许多；潮头红要想“消灭掉”我这种成份的人，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
1959年（我21岁）的春天，母亲死后还没满“六七（为了纪念死人，每七天是一七）”的一个晚上，我与其他几个人一起去用牛。路上我因为解大便，去得略微迟了一步。不想，当我到了田里，潮头红忽然对着我咆哮起来：“你这个小富农，胆大包天，竟敢把食堂里的一饭盆粥偷吃掉了！”其实，我毫不知情；于是申辩说：“我根本不知道粥在那里，怎么能偷得到呢？”他伸手摸了一下我的肚子，怒吼道：“你这个不老实的小富农，肚子铁饱（饱满得很）的；不是你偷吃了，还有别人哪？我明天再找你算账！”
潮头红当时就是活阎王，要谁三更死，谁就别想活到五更。他蓄意制造的这个茬子，就是要实现他消灭我的“证据”。我要是还在村上住下去，必死无疑。我如果死了，妹妹们都还小，没人照顾，也非死不可。那样，我全家就死绝了。我思忖再三，要想生存，必须带着妹妹们逃生去。要能逃得出去，或者还有生路；比在村上坐以待毙要强得多。第二天一整天里，我都提心吊胆。到了晚上，我将仅剩的八分钱（一斤米一角二分）饭票在食堂里都打了糊，我们姊妹四个吃了。我用一担挑箩，把二妹桂英放在一头，三妹阳春和四妹元金尼放在另一头。我挑着她们，趁着夜色的掩护，出门逃生去了。
为了能有安身之处，那天白天，我就瞅空与已经嫁在桥头郭村的大姐荣花讲好了，让她求我的表娘舅（母亲的姑表弟）郭桂宗搭救我们。郭桂宗表娘舅当时担任仙坊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桥头郭村做负责人。
我们夜里来到桥头郭村。那个年代，当干部的权力，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是大得很。表娘舅见我们姊妹四个都来了，动了恻隐之心，马上收留了我们。又叫食堂里的炊事员给我们打来吃的。我们长期挨饿的人，竟在那天晚上吃了个饱肚子。此后，我被安排在那食堂里做打杂的事，天天与炊事员们在一起，我兄妹四人不太饿肚子了。
我们虽然解决了饿饭的事，可是睡觉却没有床，只在食堂里开地铺睡。每天晚上铺开来，早上就得收起来。已经到了初夏了，表娘舅怕我们长期这么睡着，会被地下的潮气伤了身体，叫我回家讨一张床去睡。
那天上午，我回到了家里。不料却被潮头红发现了。他马上叫人把我抓去做义务工。白天，他要我用牛抄山芋地；晚上，他就要把我揪到大队去挨辩论了。所谓的辩论，其实就是去受体罚，凡是遭到辩论的人，都要遭到折磨。我在用牛的时候反复地想着：若不赶快瞅机会逃走，必将又要遭一回灾难。那天中午饭过后，我将自己家的一张灯挂子床绑好，挑着往桥头郭村走来。不想，又被潮头红看见了。我挑着床还没出村，他就派了两个人来抓我。我见事情不妙，扔下挑着的床，慌不择路地往仙坊方向跑去。那两个追我的人见我在跑，也使劲地跑着追赶我。我跑了大约一里多路，来到了栾树沟。这是一条大水沟，前面我没有路可逃了；追我的人以为我跑不了啦，追得更起劲。我为了逃命，顾不得生死，“扑通”就跳下了水沟；当我凫水过了沟时，追我的人也到了沟边，还要过沟来抓我。我那时虽然年轻，可是，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没有什么体力。过了沟时，已经喉中冒烟，气喘吁吁，全身瘫软，不能再跑了。见他们还要追我，我两手各捡了块石头抓在手中。我扬了扬抓在手中的石头对他们说：“做人不能做得太绝了；谁没个困难的时候？你们要是再来追我，我就和你们拼了！”他们见了，怕吃眼前亏，就没有过沟来。说实在的，他们要是真的追过来，我只有和他们拼。因为我已经到了无路可逃的地步了。
潮头红没有抓到我，就把我挑出来和放在家里的床、木料等等，都搬到食堂去（其他人家类似的东西，也被他搬去了），改做了双层床，把这些床都卖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没有弄来自己的床，只得在桥头郭村的郭桂根家里用松板开了个便铺，四个人挤在一个铺睡。我的小妹妹元金尼，当时六岁，因为在那里人生地不熟，又想念逝世不久的母亲，自己一个人老是往家所在的方向跑，总想回家来。有一回，还还真的跑到了村里。由于她的年龄太小，最后一次跑出去，终于没有回来！我千方百计地到处寻找她，可是，因为没有目标，一直没有找到。我这可怜的小妹，是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无病无猜。她跑了出去，肯定是死了；可是，她是怎么死的，死在哪里，至今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们已经逃出饿死这一关了，而她竟这样的跑不见了！我每当回忆起她来，总是悲痛欲绝。
1961年共产风纠正以后，我们这里分田单干。我的堂兄和声特意去桥头郭村对我说：“现在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