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丝林——”掌珠在一边哭起来。
我说：“我回家了。兰心，你好言安慰这小女孩。跟老校长说我会补还信件给他，一切依足规矩。”
我抽起纸袋，洋洋洒洒的下楼去。
凌奕凯追上来，“翘！”
“什么事？”我扬起头。
“你就这样走了？”他问。
“是。”我说，“不带走一片云彩。”
“你是真的？”
“真的。我愁眉苦脸的赚了钱来，愁眉苦脸的花了去，有什么乐趣？”我用张爱玲的句子。
“你太骄傲，翘。”
“我一直是，你不必提醒我。”我转头走。
他追上来帮我挽那只纸袋，我们一直走到停车场去。“你不生我气？”我问他。
“你一直是那样子，你跟自己都作对，莫说旁人。”
他这话伤到我痛处，我说：“你们这种人是不会明白的。”
“我明白，当然我明白，正如你说，翘，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你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你老把自己当没落贵族，误坠风尘，翘，你以这种态度活下去，永远不会快乐。”
我说：“我的快乐是我自己的事。”
“你真固执如驴。”
我上车。
“翘，你把门户放开好不好？”他倚在车上跟我说。
“我不需要任何帮忙。”我发动引擎，“至少你帮不上忙。”
“你侮辱我之后是否得到极度的满足？”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我还是那句话，把车子“呼”的一声开出去。
他来教训我。他凭什么教训我，他是谁？
单是避开他也应该辞职，他还想做白马王于打救我。
回家我写好一封同文并茂的辞职信，不过是说家中最近有事，忙得不可开交，故此要辞去工作云云。我挂号寄了出去，顺手带一份《南华早报》回来。
母亲说：“工作要熬长呵。”
她喜欢说道理，她知道什么。一辈子除了躺**上生孩子就是搁厨房煮饭。可是她喜欢说人生大道理：“这份工作好，薪水高，够好了，工作要熬长，要好好做，总有出头。”然后把我给她的钞票往抽屉里塞。每次我拿钱去她从不客气，大陆的亲戚写信来噱她，她不是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买了计数机。收音机，打包裹寄上去。反正她的钱来得容易，也不是赚回来的，乐得做好人，哄上头的人跟她写信寄相片。
她打电话来，“你辞了职？”老母几乎哭了出来。
“你放心，找工作很快的。”
“唉，你这个人是不会好的了——”
我把电话放下来，不再想听下去。
我独个儿坐在客厅里，燃着一支烟。黄色的玫瑰花给我无限的安慰。
这个人到底是谁？在这种要紧关头给我这个帮忙。晚上我缓缓的吃三文治，一边把聘人广告圈起来，那夜我用打字机写好很多应征信。
或者我应该上一次欧洲。我想念枫丹白露岛。想念新鲜空气，想念清秀的面孔。
第二天我睡到心满意足才睁开眼睛。做人不负责倒是很自在，我为自己煮了一大锅面，取出早报，把副刊的小说全部看一遍。女作家们照在副刊上申诉她们家中发生的琐事，在报纸的一角上她们终于找到了自我。
玫瑰谢了。
我惋惜把另外一束送了给兰心。
门铃叮当一声。我去开门。
“小姐，收花。”
“花？”
门外的人递上一盒玫瑰。我叫住他。
“谁叫你送来的？”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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