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栋房屋前面，林逸抬头望着，几名安保人员正在给这栋古朴的，以前从没人去注意的房屋安装各种防盗系统，还有安保措施。
不用说，这栋房屋就是蒋清平教授的故居，如今林逸已经把它买了下来，并且把蒋教授继承给他的那些古籍善本等珍贵书籍全都放置在了这里，完全做到了当初的承诺，藏书属于金陵，不离开金陵。
因此，林逸就把这里设计成了一个私人的古籍博物馆，日后要对外开放。
作为金陵最大的一家私人古籍博物馆，林逸的这一举措，当即得到了市政府以及收藏界和文化界的重视。纷纷前来道贺，并且给与帮助。
不过想要维持和运营这样一家庞大的古籍博物馆，没有资金支持是不行的。林逸虽然手头有些钱，却还没到那种可以一年开销几百万的地步，不过幸运的是，这个为钱烦恼的难题很快就解决了。
第一，销售门票。门票收入是很多家博物馆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点没什么可以诟病的。况且林逸觉得，这样做能把真正爱书和喜欢逛街的闲人区分开来，那些喜欢蹭空调蹭暖气的就甭进来了，喜欢做知识做学问的才会花钱买票进来参观。按照初步估算，门票价位定的不是太高，一年收入可以达到30万左右，对于博物馆的运营来说，虽是杯水车薪，却也有胜于无。
第二，林逸没想到国内四大古籍出版社会主动联系自己。这四家出版社分别是“中华书局”，“上海古籍”，以及“中国书店”和“齐鲁书社”。按照这四家出版社的提议，林逸同意了他们借用藏品，影印出版的要求。为此，四家出版社将按照每出一本书，给这家博物馆做出提成。比如说，一本书销售100元，博物馆将获得6---8元的提成。不要小看这几块钱，按照出版书籍的数量，以及种类，林逸估算每年在这方面就能获得五六百万的收入。除了完全能够应付博物馆的开支外，自己本身还能获得一笔价值不菲的额外盈利。
当然，林逸并不是稀罕那点钱，对于林逸来说，本身要把这些古籍放置在这里开设博物馆，就是为了要把这些书籍保存起来的同时，能够用出去，让它们发挥余热，而不是作为古董藏起来。
书，是要用来读的，是用来看的，用来做学问的。林逸的想法很简单，既然四大出版社有影印出版的意向，自己何不成人之美，让这些绝世孤本可以影印后展示给世人。
实际上，古籍影印由来已久。清末民初，因为长期战乱与社会动荡，国内古籍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流失与毁佚的命运。有识之士开始运用影印技术复制中国古籍，让这些珍罕的文化遗产尽可能有原汁原味的复本存留于世。
最初的影印古籍，是以珂罗版技术为主导的。珂罗版是英文collotype的音译，又称玻璃版，是照相平版印刷工艺的一种。珂罗版与现代胶版印刷的最大区别是：后者为平面印刷，印刷品图像的层次是靠不同密度的网点构成的；前者则是无网点印刷，图像的层次由不同厚度的油墨“堆积”而成，层次更加丰富细腻，质感也更强。当然，这种影印技术，前期投入与运营成本都是比较高昂的。在20世纪初，使用珂罗版技术影印古籍颇为“奢侈”。因为古籍页面较多，影印成本自然也随之提升。一些著名藏书家曾用珂罗版技术来影印极为珍罕的古籍，成书售价往往都超过了同时期的木刻精印本。这部分古籍影印本，如今已难得一见，身价百倍，实际的市场价值甚至可以超越明清时期的刻本古籍。此外，又因有些古籍影印本的底本已彻底毁损或散失，影印本反倒成了极为少见的“全本”，其市场价值、研究价值与历史价值则更不可估量了。
譬如民国初年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出版家董康，曾于1926-1936年，十年间四次东渡日本，以重金大量搜求中国珍罕古籍。但在日本被视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的那部分中国古籍，是无法购回中国的，有的甚至连借阅一次都颇为困难。在这种情势下，他以珂罗版影印的方式将这些古籍复制下来。由于古籍珍罕、印制精良，这些古籍影印本在当年的售价，竟与同样由董康本人主持、刻印极为精良的“诵芬室从刻”基本持平，有的甚至还超出。由于印量稀少、售价高昂，这些影印本令国内众多读者藏家望书兴叹、不易购得。
另一方面，随着影印技术的逐渐成熟与普及，进入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社及相关机构也将中国古籍的系统整理与规模影印提上议事日程。与董康等藏书家追求珍、罕、孤、绝的个人行为不同，为广大读者、学者和研究者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优但价格相对便宜的古籍影印本，是这一时期出版社的主流诉求。
这一时期，以《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等为代表的古籍影印大型丛书，应运而生。仅以《四部丛刊》为例，所谓“四部”，即按中国古典图书分类法，将所有的古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四部丛刊》就是一部汇集中国古典文化必读书、必备书的小型《四库全书》，是中国读者的“文化顶配”。从1922年起，到抗战爆发为止，《四部丛刊》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共出初编、续编、三编，共计达502种，分装成3100多册，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新出的规模最大的丛书。这是在著名出版家张元济主持之下的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