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悲剧性就在于，并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演绎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平心而论，朱由检在明朝诸帝中，绝对不是一个昏君，说他出类拔萃，也毫不为过。
他上台以后，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由于问题积累太多，内部早已蛀空，颓势难以挽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巍峨的王朝大厦，轰然倒下。朱由检本人以自缢的方式殉国。
这样的情节，怎不令人黯然神伤！它以悲剧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过程。
我把这幕悲剧的细节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出来，目的是给予读者历史固有的深邃启示，并非只发思古之幽情。
就好像我们观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那样，不必站在哈姆雷特的立场上，而是以超脱的眼光来远距离观察历史。
19世纪独步欧洲史坛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一大贡献是把历史学变成一门科学。
他的名言——历史的叙述应该是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
我想尽量向它靠拢，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而与形形色色的
“戏说”划清界限。历史题材电视剧的
“戏说”之风由来已久，人们一批评，编导们就借口
“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来回敬。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
但是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
“关公战秦琼”啊！如果听之任之，那么长此以往，就会在观众中形成一种
“话语霸权”，把戏说信以为真。所谓
“假作真时真亦假”，到了那个时候，可就麻烦了。当然，历史学家也应该检讨，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令人望而生畏？
波诡云谲、风雷激荡的历史本来是有声有色的、生动活泼的，历史学家完全有可能把历史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
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典范，他无须
“戏说”，照样引人入胜，十分
“好看”。近来很畅销的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著作的中译本《王氏之死》、《曹寅与康熙》、《皇帝与秀才》等，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他用
“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把史料融会贯通，以生动的文笔表达出来，眼光敏锐，视角深邃而又独特，却又十分
“好看”。由此可见，追求
“好看”，不一定非
“戏说”不可，也就是说，
“好看”不必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历史作品的生命就在于真实，没有了真实，再
“好看”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也可以说是我写本书所遵循的原则。书中所写的都是真实可信的，也就是所谓信史，都有历史文献的依据，都有案可查。
但是作为大众读物，不必引经据典，一一注明出处。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阅读障碍，在生动的情节、流畅的文字中，感受阅读的乐趣。
如果在轻松的阅读之后，各位可以从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悲剧中，获得这样那样的启示，那是历史本身的魅力。
我只不过是把这种魅力传达给各位而已。从朱常洛到朱由校朱由检，明朝的末代皇帝，即明思宗，因为他的年号是崇祯，所以也被称为崇祯皇帝，出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当时他的祖父朱翊钧（明神宗）在位，他是皇太子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二日，朱翊钧去世，八月初一日，朱常洛继位（明光宗）。
朱翊钧由于宠信郑贵妃，很想传位给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遭到朝臣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对，才不得不传位于太子朱常洛。
在宫廷内部权力斗争阴影下成长起来的朱常洛，长期受到压抑而谨小慎微。
登上皇位，对于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他的父皇朱翊钧，晚年为疾病所困扰，很少临朝听政，中央政府几乎处于瘫痪境地。
他接手父皇留下的烂摊子，力图整顿紊乱的朝政，摆脱困境，日理万机，事必躬亲。
然而，他自幼羸弱多病，成年后又沉迷于酒色，一旦超负荷运转，身体难以承受。
父皇的遗孀郑贵妃，颇有政治野心，希望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能够取而代之，不怀好意地送来一批美女，供他享用。
每天退朝后的夜宴，宫女奏乐，翩翩起舞。就寝时，龙床上常常是两名美女轮流
“御幸”。本来单薄的身体，哪里禁得起如此折腾，朱常洛终于病倒了。
郑贵妃指使原来在她身边侍候的亲信太监、现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让朱常洛服用通利药——大黄，致使病情加剧，一昼夜腹泻三四十次，进入虚脱状态。
以后，又在郑贵妃的授意下，让朱常洛服用称为仙丹的红色丸药。九月初一日五更，朱常洛一命呜呼。
这位明光宗，在位仅仅一个月，成为明朝最为短命的皇帝。郑贵妃原本指望乘朱常洛之死，再次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谋求帝位。
然而，依然没有成功。朱常洛把帝位传给了长子朱由校。九月初六，朱由校仓促继位，这就是明熹宗（天启皇帝）。
朱由校即位时虚度十六岁，父亲虽然是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