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君，这样不行啊！”一个皇协军军官凑到岛田跟前，担忧的说道：“派人把他们打跑吧，否则军心不稳。”别的人可以逃跑，可以投降，可唯独他不敢，他跟着鬼子干了很多坏事，再说他的家眷、财产都在县城。
“怎么打？”岛田阴沉着脸问道：“天黑雪大，兵力不占优势，再者，能追上吗？”
“可是……”皇协军军官张了张嘴，也意识到这个办法不可行。
“把你信得过的人分开，看住你的兵。”岛田摆手示意这个家伙离开，现在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追兵并不急于进攻，说明前面真的将有大股敌人的阻击。
而等到真正决战的时候，皇协军是很难指望的。因此，他要分兵，还要更改原来前弱后强的撤退姿态，只留少量蝗军监督着皇协军依托村落阻击追兵，其余的帝国士兵则要承担攻击的锋锐，打开前方的道路。
简单地讲，岛田准备学壁虎的绝境求生之术，放弃担任阻击的后卫部队，包括少量监督的蝗军。
“支那人靠不住。”岛田召集了几个日本军官，重新布置后，冷笑着说道：“小林君，你的任务是监督着皇协军，尽量在此地坚持六个小时。然后，带着全部帝国士兵寻找机会，不惜代价冲出去。”
“明白了，阁下。”小林知道任务的艰巨和危险，不到二十名帝国士兵，监督着二百多皇协军担任阻击，为大队人马尽量争取撤退的时间，而他们面对的将是上千的敌人。
岛田看了小林一眼，闪过赞赏之色，明知艰险，依然慨然领命，这才是帝国军人的精神。
“大木君。”岛田又转向了另一个鬼子军官，“撤退时以一部皇协军在前，你率所有帝国士兵在后督阵，遇到骚扰袭击也要强令皇协军继续攻击前进，不容耽搁。违令者，杀！后退者，杀！”
“哈依！”大木的脸上闪过厉色，他是不会同情软骨头皇协军的，下起手来也绝不留情。
岛田看了看手表，沉声道：“一小时后出发，诸君下去布置准备吧！”
………
说起伪军、汉奸，是中国人的耻辱，也是一个不能不正视的问题。抗日战争中，为日寇充当炮灰的伪军超过百万之众，人数如此之多，的确令人深思。
究其原因，大概可以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一是殖民文化的影响，这也是是伪军生存的精神支柱。从鸦片战争起到清政府的庚子赔款这个六十年，是一部耻辱的历史。
《辛丑条约》给日本的赔款中，拿出20来从事“对华文化事业”。在日本外务省成立“对华文化事务局”（亚洲局局长兼任）和“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会长由外务大臣充任，其委员多为日本政府、议院、银行及大学的要员。
此外日本在华设立的各项所谓文化事业机构，也无一不是处于日方的完全控制之下。退款的使用权操在日本手中，使用去向自然服从于日本的利益，同时也培植一批符合日本利益的文化精英，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命，充当其走狗。
二来是国府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斗争十分激烈。一批大汉奸便以此为借口脱离蒋氏政府，打出“曲线救国”的旗号，“理直气壮”地投入到侵略者的怀抱。在1938年，伪军的数量只有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受其“曲线救国”谎言的蛊惑，伪军数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增长了85％。
三是******的厚此薄彼的打压政策，将相当多的“杂牌”部队推向了日军阵营。当时在中国，******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他对握有重兵的各个地方实力派仍心有余悸，处处设防，时时排挤。
在待遇上，自己的嫡系部队在地位、军饷、装备等方面处处优于地方“杂牌”部队。这些“杂牌”部队在心中充满了对政府的不满。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一些思想狭隘的“杂牌”部队将领便为保存实力，或为私欲，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
最后一点则是因为生活的穷困，使许多老百姓将参加伪军作为谋生的手段。迫于生计，许多老百姓不得不在日本占领区为日军服务，或通过参加伪军来谋生，从而充当了日军侵华战争的走狗。
由于日军占领的地域很大，如果每个县城都驻军，主力师团一下就会分光，被抗日武装各个吃掉；另一方面守卫、巩固政权、收税收粮的事情对军事的要求比野战要低，让汉奸去做正合适。
因此，在华北、华南的日军大量地把占领区交给伪军驻守，只派驻顾问一类监控，这样好腾出精锐部队进行机动作战。由于伪军数量众多，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日军也常常把他们编入野战一线使用，充当炮灰。
伪军在被派驻某地后，军饷给养是不由日军负责的，一切任其在当地“自筹”，说白了就是交足给日本人的，剩下刮的就是自已的。大中城市里有日本兵驻扎控制，小县城里一切都是自已说了算，四处搜刮勒索。
一支连国家民族都失掉了的军队，在做这些事情上不可能对同胞还有什么余地。何况随时会被拉去当炮灰，大部分人都是多活一天是一天，谁给钱就拥护谁。
就是这样混吃等死，只能欺负老百姓的部队，非但日本人不放心让他们单独执行战斗任务，总要派顾问或督战队；就连各抗日武装也把皇协军当成软杮子，当成优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