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决定带张运兰的老湘营五千人、萧启江的果字营四千人赴浙江，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出发前，曾国藩对自己过去的用人之道也进行了彻底的反省。
那天黄昏，在荷叶塘，吃过晚饭，天边的流云还散发着金光。曾国藩和同乡幕僚赵烈文一起散步。饭后千步走，这也是老曾在家里养成的习惯。
走着走走，曾国藩停住了脚步，叹了一口气，对赵烈文说：“当年在家乡，我以道义号召天下，剿灭粤匪长毛，我以为有儒家道义在手，就足够了，就能感召别人，刚开始振臂一呼，也应者云集，但慢慢的，最初投奔我的人，除了彭玉麟和几个至亲兄弟，很多人才都出走了或想自立门户，比如罗泽南、李元度，或者去了胡林翼那里，也比较服他。众皆出我下，奈何尽归胡公？”
赵烈文跟着曾国藩多年，知道他的脾气，也听说了曾国藩最近在老家的顿悟，于是说了实话：“人以利动，这是基本的人性事实。道义可以号召少数人，却不一定能笼络大部分人；品德高尚让人尊敬，却不一定能让人服从。人心趋利避害，有利益好处的地方，往往大家都盯着。跟着涤帅，不能升官，不得发财，不走何待？”
曾国藩点点头，陷入了沉思，确实，人都有私心，跟着自己得不到官，也发不了财，那不走还等什么？别说别人，就是跟着他好几年的好友刘蓉，自己也未保一官半职。不仅刘蓉，还有康福、李元度、彭寿颐、杨国栋等人，曾国藩都未曾向朝廷保荐，没得到朝廷正式册封。前几个月，李元度的母亲，还来信质问他这事，曾国藩无可回答，只能说些充满感情的“三不忘”之类的话搪塞，并约结儿女亲作慰藉。
曾国藩过去认为，这是为朝廷矜惜名器，通过这次在老家自省，他找到了先前战事不顺畅的原因。没有重赏重保，怪不得部下不出死力。在这点上，胡林翼做得比自己好。自从曾国藩回老家后，他代管在江西的湘勇，他将李续宾的父亲接到武昌抚署，以父礼待之，又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罗泽南的儿子，使得李续宾兄弟和罗泽南旧部感激奋发。曾国藩决心在用人之道上，也要圆融，便问赵烈文：“现在我该怎么办，说说你的建议。”
赵烈文说：“集众人之私者，可成一人之公！针对不同人的不同需求，采取武人给钱，文人给名的措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这样自然是皆大欢喜，军心一统。”
曾国藩连连点头，说：“以后对有功的部下，是要大力奖赏，利用一切机会保荐幕僚当官。”
赵烈文说：“如此甚好！不过，赵某还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曾国藩说：“但说无妨。”
赵烈文说，有时候，一些真正的好人和君子，做事并不成功，可能是因为他们无可挑剔的品德，以及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德行苛求，往往会使他们低估最基本的常识，忽略普通人参与事业的本能动机，把道德上的瑕疵视为不可饶恕的过错，并将别人的付出和牺牲视为职责之内的理所当然。君子可以在道德上追求无止境的完善，但是君子要宽容普通人的比较庸常的动机。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做事情不是追求理想，只是讨生活，要生存，他们有老婆孩子，庶民百姓只愁柴米油盐。
曾国藩听了赵烈文的话，知道他虽没明说，但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在道德上苛责部下，毕竟君子是少数人，但曾国藩的思想，还是传统的，他回答说：“道义不存，何以安身立命？何以带兵打仗？”
赵烈文说：“做人固然要品行端正，做事却要灵活变通。韩信这样评价项羽：项王对待长辈谦恭，对待弱者仁慈，对待病者体恤，但这不过是妇人的美德。项王对待立功的健儿吝于赏赐，对待勇武的壮士不予提拔。因此，英雄豪杰终究要离他而去。”
过去曾国藩一直笃信程朱理学，强调先做人后做事，对部下道德上多有苛责，对名利看得很淡，经赵烈文这一番话，曾国藩在用人之道上大悟，紧紧握住赵烈文的手，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那天回房间休息，曾国藩睡不着觉，仔细反省这些年来的用人之道，确实名利方面，他给属下太少，这一点他别说跟胡林翼比，就是跟他的弟弟曾国荃相比也差了很多。于是，他决定以这次复出为契机，改变自己的用人之道。
曾纪泽走后，王洑率老湘营在江西乐平一带打仗，病逝于军营中，老湘营便由张运兰统领。不久，老湘营奉调回湖南。张运兰告诉曾国藩，王錱临死前，将曾国藩所赠的《二十三史》留给了他，叮嘱他以前代名将为榜样，把老湘营带成一支百战不败的军队。
曾国藩知道张运兰不具备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要是在以前，曾国藩不会用他，但这一次，曾国藩拍了拍张运兰的肩膀，鼓励他说：“你有心向学，敢于任事，将来肯定能做出大事来。你要继承璞山遗志，莫负厚望，加紧准备，十天后便率部由醴陵进入江西，在广信府河口镇集结待命。”
萧启江和张运兰一样，也是湘乡人，监生出身。咸丰二年来长沙投营，曾国藩见他厚实可靠，便把它留在亲兵营着意培植，后又荐他到吉字营当营官，不久便因母丧回籍。他患耳病重听，大家都喊他萧聋子。有这等缺陷，曾国藩也重用他，让他率果字营和张运兰一起入赣。
曾国藩还请王錱族叔王人瑞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