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汉族民间的教育机构，最早出现在唐朝，正式的教育制度则是由朱熹在南宋时期所创立的。
北宋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渐趋强盛，再加上皇帝们以“藩镇割据”、“陈桥兵变”为鉴，导致矫枉过正，过于重文轻武，所以更多的大宋士子们有了就学读书的要求。而朝廷忙于开拓边疆或稳固边防，一时顾不上文教，更缺乏财力兴办足够多的学校满足各地士子的要求。因此，各地名儒、学者和地方官吏，纷纷兴建书院，以培育人才，在北宋盛极一时。当时的四大书院，即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以及全国各地众多的书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
当然，书院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李舒崇对此曾经有过深入的研究。北宋后期，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掌握人才，十分重视科举，大力振兴学校教育，也就是官学，所以冷落了民办的书院。在这种背景下，书院开始衰落了。
到了南宋，风气又有变化了。首先，北宋后期兴办的官方学校由于变成科举的附庸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日益腐败起来。另外，公办学校的开支全部由官方负担，而这时的官府内有农民起义的忧患，外有辽、金入侵的威胁，财力实在捉襟见肘，办学经费往往不足。再次，当时以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在社会上日益风行，理学家们的讲学活动活跃起来。于是又出现了一个大办书院的高潮。南宋的书院实际上大多是讲研理学的书院，南宋理学主要靠书院来宣讲传播，导致当时书院的社会地位很高，影响力很大。
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李舒崇穿越到《射雕》所处的南宋末年，碰巧在北京“募集”了大量金银，于是由江南七怪监督，在李舒崇的老家创办了这个昌南书院。当时的饶州府浮梁县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县治，或许国人对浮梁县的印象仅仅停留在白居易《琵琶行》里的那一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但古代的浮梁县却管辖着一个举世闻名的景德镇。
早在东汉时期，古人就在浮梁县的昌江一带建造窑坊，昌南镇由于地处在昌江之南而得名。北宋时期的景德镇瓷器就已经声名鹊起，后来居上，逐步超越了五大名窑。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宋真宗以自己的年号为名，将当时的昌南镇改名为景德镇，并在此设官窑、烧御瓷，从此景德镇成为传承千年、名扬天下的“瓷都”，昌南镇的名称却从此遂渐湮废。
昌南书院只是当时几百所书院中的一所，无论从规模、名气还是藏书来说，都不足以名列前茅。倒是同在饶州府的铅山县鹅湖镇的鹅湖书院，作为古代江西四大书院之一，自从南宋理学家朱熹与陆九渊等人举办了“鹅湖之会”以后，在文人的眼里名气就更大一些。
只是昌南书院没有随波逐流地研讨程朱理学，而是建立门派，另辟蹊径、特立独行地推崇侠义精神，重点传授绝世武功，强调以武会友，搜罗了大量的武林奇才，培养了许多真正的武林高手，在南宋最后的几十年里，为阴柔孱弱的南宋输送了一大口阳刚之气，也因此成为了蒙古朝廷的眼中钉、肉中刺。
当年，元代统治者从蒙古南下入主中原后，出于缓和阶级矛盾、进行文化控制的需要，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其表现之一便是大力提倡理学，奖励书院，因而书院在元代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其实当时的蒙古统治者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继续让汉人重文轻武，积贫积弱，从而无法组织大规模的武装力量，有效的抗击蒙古的残暴统治，以此巩固元朝的江山。同时，蒙古朝廷对各大书院实际上控制极为严密，自由讲学风气不浓，书院充满官学气。所以，在“侠以武犯禁”、“二十户人家只能共用一把菜刀”的年代，蒙古朝廷又怎能容忍昌南书院不断地培养元朝统治者的掘墓人呢？
李舒崇在阿三的脑海中所“偷窥”到的信息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与他自己平时搜集的材料大同小异，只是当他“看到”，元朝皇帝竟然亲自过问昌南书院，并组织了一大批武林高手，十年前就偷偷地扫平了昌南书院，然后才是打算消灭少林、武当等各大武林门派时，还是大大地震惊了。原来昌南书院是灭在了蒙古人的手里，虽然十年前赵敏还年幼，但想必她的父辈脱不了干系，此事决不能善罢甘休。现在从阿三这里已经得不到更多有用的信息，报仇的事情还是从长计议吧。
阿三虽然四肢尽断，浑身剧痛难忍，却也硬气，一言不发，任凭李舒崇处置。赵敏手下早有人抢到李舒崇身前，将他抱走离开了战场。众人见李舒崇和太极拳如此神奇，早就被震惊都张口结舌，忘记了喝彩。
只有赵敏手下那秃头阿二闪身而出，要给师弟阿三报仇。这个阿二可是西域“金刚门”中天赋秉异的奇才，早就练成了一身深厚的内力，内功造诣甚至远超当年的师祖火工头陀。他看到李舒崇毫无内力，只是仰仗着太极拳的精妙才取巧胜了阿三，所以他想利用自己惊人的内力，偷袭李舒崇，直接逼他比拼内力，或许就能把李舒崇毙于掌下。
在阿二的有意偷袭之下，他的双掌向李舒崇胸口袭来，瞬息即至，李舒崇来不及多想，当下运起太极拳红的粘字诀，想把他身子带到一旁，不料阿二的内力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