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期，四〇四局的特工们可过了把当官的瘾，随便一个小喽啰都能捞个县长、市长当当。与霍书湘同期进入四〇四系统，被提都斯同期提拔的资格老些的则都安到了省级以上的位置上。谭康对他的招呼先还应上两声，秘书闹出那个笑话后，干脆任何反应都没有了。倒是我有些好奇，给郭光打电话聊天时随口问了一句。小淫贼回答说：“管什么管，说了有用么？已经麻木了。谭康说，就让姓霍的去折腾吧，反正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经过两个月的大清洗，霍书湘在两条线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东北的政治舞台给这个拆台专家拆掉了一半，各地的正职领导基本被一扫而光，全换上了他的心腹。对警察队伍的大清洗则更加彻底——与其说他把东三省警察统统清洗了一遍，改成了垂直领导云云，倒不如说四〇四局整个把东三省的警察系统取而代之整体兼并了。一时间，国际“****”组织大肆抨击霍某人在东北搞独裁****，践踏民主。好在谭康预先已经给他发了一顶“中央政府东北行署最高专员”的金字招牌，这个黑锅就由谭康和霍书湘二人去承担，暂时扣不到我头上来——虽然路人皆知其幕后老板是何许人也。
面对国际舆论的抨击，南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装聋作哑地表示：“东北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活动猖獗，社会影响恶劣。在进行大规模社会治安整治时，当然会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不便。但中央政府有很大的决心，人民也都拥护政府彻底根治毒瘤的行动，所以不便干涉”，把矛盾又推给了霍书湘。而霍书湘就比他们猛多了，他的记者招待会只开了一次就再没有第二次——没人再敢来了。
在那次后无来者的记者招待会上，四〇四局的特工当场抓走了超过一半的记者，把剩下的一小半用胶木警棍乱棒打了出去。虽然这些人一向辱骂政府当局惯了，确实比较口臭，可霍书湘给他们安上“蛊惑民心，制造恐怖信息”的罪名也太离谱了点，而且第二天早晨九点就给三十八名记者下达了平均十五个月的有期徒刑判决书，可见讯问和审判都是连夜进行的，效率实在是高得惊人。只有一个叫斯特林的记者因与提都斯关系极好，得到了欧洲首脑兼霍书湘老领导的亲自关照而幸免遇难，只给关了一周就放了出来，从此改行做面包店老板，再不谈任何与新闻舆论有关的事了，一谈就要发疯。
如果说光拿大棒子往人的脑袋上轰，虽然能暂时打趴下几个愣头青，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制造出杂音尽消的平和假相，但那毕竟是短暂和表面的。霍书湘能稳坐四〇四局长的位置那么多年，自然不是那种全靠发达四肢行事的莽夫。他等手下按部就班地把警察系统清理干净后，便开始进行名为“罪恶克星”的社会大清洗活动。针对的目标正是几个月前还最最风光的政坛新秀、gdi宿老和黑社会人士。而随着行动的进行，越来越多的案例证明，这三者往往是三位一体的。
四〇四局是秘密警察系统。虽然加上了“秘密”二字后变得非常不好听，一听就让人心生警惕和反感，但毕竟是政法一系的支脉。因此霍书湘的手下们办案也讲证据、讲程序，是依法办案。不过这个“依法”必须得打上引号——且不论细节争议，任何对局势有清醒认识的人都知道，没有真正依法办案的人能象他那样，在六个月内把东北盘根错节数十年的黑恶势力连根带泥完全拔掉。
霍书湘把议会解散了，警察系统清洗了，接下来立即以东北行署最高专员的名义发布了一部《反黑刑事诉讼法》。且不论前面的帽子，仅仅以刑事诉讼法而言，实际上是关系国家司法行政最紧要的法律规范之一，在司法圈子里被称为“小宪法”。这种东西的修改和重新定性可是举足轻重的大事，象霍大专员那样生猛的在两个月内重起炉灶简直是百年不遇。当然，既然前面有帽子，自然说明这个法应该只是对涉及“反黑”的部分才有效，其他的部分应该还是遵照原来的刑事诉讼法执行。然而霍大专员把该法的涵盖面搞得太广了，以至于在随后的东北政法系统中心学习会上，黑龙江高级法院院长当众表示：“大家别费心思学什么新内容，分辨什么适用对象了。回头把原来的《刑诉法》丢了吧，整个换这个使。”
这部小宪法一出台，顿时间又是震撼全球，嘘声四起。连谭康都给我打来电话侧面表示了不满：“霍某人当真不象话，这么大的事，事先连招呼也不打一个！”
牢骚归牢骚，谭康懂得打狗得看主人的道理。既然我稳如泰山，他牢骚两句也就没什么了，反正入他所说，再怎么闹也不关他的事，涉及不到他的切身利益。只是他手下的许多居心诡异的政客派系在报刊杂志上论证不休，声讨霍书湘越权违宪，擅自制定上位法。霍书湘的手下也不是好惹的，发动了东北宣传机关的大喇叭进行回应。你一句，我一句；你三讲，我八论——纠缠不休地打起了口水战。这种口水战一打，倒把真正恶劣的核心问题掩盖了过去。
在政客们的争论声中，东北大规模扫黑除恶行动从七四年八月初展开了。霍书湘的人大量动用秘密手段，办案方针是“秘密与公开相结合”，已经把公开二字丢到不重要的地方去了。给他们这么一折腾，把东北当作自家王朝的不良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