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乡村没有深厚背景的商人，想在乡绅的地盘上搞经营，不得到这些大家族、大宗族的支持，难如登天。所以这种高昂的租金背后，还有一种向人家买准入资格的味道，甚至说不好听点叫保护费，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宗族会以祠堂的名义要求“凡我族人皆当任保护之责，则宾主相安，利赖无穷矣。厚本堂启。”
这种保护费还不仅仅体现在高昂的租金上，还有其他地方保护主义存在，调查还点出，在有些地方“地方豪绅，宗族长老，对丝厂选地必昂其租；迨建成后，有说其烟囱有碍风水，施以勒索；对丝厂所有蚕蛹要由当地包销，……等等。”
有的地方豪强乡绅，用高昂的价格出租土地或工厂给商人之后，还不满足，还要继续勒索，目的是对丝厂的蚕蛹进行包销，这跟后世国家修铁路、公路等工程经过某些村庄，就必须雇佣当地的村长或者书记做工头，工程才能顺利进行下去是一个道理。
除了租金、包销蚕茧等项目外，地方豪强的盘剥手段还包括向工厂征收捐税。有些丝厂经营者必须缴纳名目繁多的捐款，如桑捐、茧捐、蛹捐、过节捐等；土豪向缫丝厂收取保护费，每个水盆每年十元；丝厂经营者在其他地方收购蚕茧、招募工人时也会被迫交纳一定的保护费；土豪还在桑市和蚕市上征收服务费，用这笔收入资助地方公局。
这种暗含黑帮性质的勒索包销等现象，显然对工商业发展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现在大明使用机器取代手工作业后的巨大效率提升，还能满足这些层层剥夺的利益体，可一旦效率红利吃完，这些乡村工业将无以为继。
但这些勒索性质的现象，却都是因为乡村自治的传统习惯使然，朱敬伦跟这种习惯已经斗过多次了，每次都会流血，过后依然如故。修铁路如此，办教育如此。所以他不打算在目前工业发展不错的时候，动这些宗族的利益。老实说乡村自治也不是一无是处，起码对乡村宗族自己的保护就很有力。从陕西传回来的消息称，陕甘回乱让富饶的关中平原遍地荒芜，只有少数豪强得以保存，在面对以严密的宗教组织起来的回人，当地只有以宗法制度组织起来的大宗族才能生存，那些杂姓村子，早在第一波种族屠杀中就被清洗了。
大乱之后，关中平原留下了一个个诸如，“张家堡”，“周家堡子”之类的村庄名称，显然他们都是以军事性质的土堡为保护才残存下来的村子，而这样的土堡绝不是个人能够支撑起来的，必然是一个个大宗族的集体行为。
当然乡村有这些不好的现象，也有一些朱敬伦比较能够接受的现象。
比如有些宗族为了保证机器缫丝业的利益，乡绅开始纵容之前不能容忍的某些离经叛道行为。比如开始放任甚至鼓励自梳女群体的壮大，以保证机器缫丝业能够得到足够的女工，持续发展。
所谓自梳女是广東地区一种特有的现象，很多女孩子不愿意结婚，主要是出于对未来家庭生活的恐惧，担心受到丈夫、婆家的欺负，于是将头发梳起来，宣布成为自梳女，一辈子不出门，也有自梳女自己形成某些义堂称之为姐妹会，一群丁克女子一辈子生活在一起，并且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本来这种现象是跟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相违背的，结果为了利益，有的为了家族的丝厂有源源不断的女工，有的贪图女工们不断给家庭带来的收入，开始觉得女儿不出嫁也不是什么坏事了。
于是有些宗族不但默认族中女性当自梳女，甚至开始鼓励她们，“观念上的障碍一旦被克服，有的宗族甚至建设姑婆屋，出租给姐妹会成员居住；修筑贞女祠，以供奉那些未结婚的宗族成员的神牌。”
为了女工的工资，修建贞女祠，用传统道德忽悠女工不嫁人，这种为了利益滥用道德话语权的行为，朱敬伦是极为鄙视的，但他受触动的是，在现代工业带来的利益冲击下，传统道德和观念，竟然能够从如此深度进行转变，这让他开始相信工业革命的力量，是能够扭转中国最顽固的传统文化和观念的，当中国传统文化开始适应工业化后诞生出来的新的文化，那才是真正的工业时代的中国文化，是不会像后世那样，强行嫁接了太多西方的现代文化，而跟整个社会格格不入，思想冲突总是不断爆发的。
朱敬伦之所以默认了乡村自治对商人的勒索性租金、捐税等陋习，也是相信市场本身的力量，最终会扭转这种现象，从长期来看，商业是流动的，他们只有在有利可图的时候，才会忍受这种不太合理的勒索，一旦他们觉得不合理了，他们自然会退出，自然博弈之下，自然是那些行为方式更自律的宗族能持续的得到工商业的利益，不管是自己开办工业也好，向商人收取合理的租金也罢，竞争博弈的最后，肯定会出现最有效率的利益集团占据绝大部分份额。
朱敬伦不打算干涉这种博弈的过程，因为这是乡村自治自我调整的一部分。
工业革命是一种革命，工业的利益冲击下，各阶层不断的转变自己的观念来适应工业时代的发展，连最传统的乡村社会观念都在改变，那些旧时代的富商没道理不改变，他们才是最有实力的一群人。
所以明治维新三十年后，旧富豪转向新产业的现象，在大明也出现了。
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