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人的悲惨历史，并没有因为大明的变数而改变，如果说有一点变化的话，那就是比历史上更紧张。
法国为什么要发动对越南的战争，第一怪越南人，第二怪西方列强。
1873年，第二次法越战争后，法国在越南攫取了大量的特权，主要包括修建一条纵贯越南通往大明的铁路，以及在红河上的自由通商权力。
可是越南人并没有意愿，或许也没有能力保证法国人的特权，在越南修建的铁路，始终进展缓慢，当地政府有意无意的鼓动老百姓阻挠铁路施工，迫使法国最后不得不放弃了从西贡开始修路的打算，转而在法国地方势力薄弱的红河以北修建铁路，从河内港通往山西的铁矿区，最后进入大明领土。
但红河上的治安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越南人即不甘心看着法国人的轮船在红河上出没，也没能力阻挠流散在这一带的土匪武装对国王商旅的袭扰。
普法战争后，隐忍了十年的法国人，对越南政府越来越不满，尤其是对红河利益开拓的现状不满，就不宣而战，派兵进入河内，开始打算直接掌控越南北方了。
第二个刺激因素，则是西方列强在越南势力的扩张，让一直视越南为禁脔的法国感到了危机感。
越南是一口肥肉，这里气候条件良好，土地相对丰富，可开发潜力巨大，之前法国虽然通过1873年的战争，迫使越南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进一步攫取了在越南的特权，可其他列强也希望能分一杯羹。
法国要对安南行使更广泛、更有干涉性的保护权，独占越南利益。别的国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抗议，英国人率先行动，迫使法国放弃了在越南独占的领事裁判权，德国马上跟进，也表示要在越南设置领事馆，行使领事裁判权，有菲律宾做基地，历史上多次图谋过越南的西班牙，在1879年开始跟越南政府接触，商谈新的通商条约。
北方的大明在越南闷声发大财，在越南北方扩展的很厉害，几乎垄断了这里的煤铁开采权力。
这一系列国际外交局面，让法国政府担心丧失对越南的独占优势，于是开始寻求更进一步加强对越南的控制。
控制越南的另一个目的，则是希望借助越南的地理位置作为跳板，扩张在中国地区的利益，而越南天然水道跟云南相通，这对法国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所以他们对红河的看重，非同一般。
英国的大不列颠之桥和大亚细亚铁路的修建，已经到了最后收官阶段，而法国却因为无法控制红河，而始终打不开通往云南的商道。
这一系列压力和拉力，最终促使法国下定决心维护在越南的特殊利益。
法国自身政治也发生了变化，1875年跟德国的战争危机，让法国明白，他们还没有能力对抗德国，还需要隐忍，温和派领袖共和党的格里维上台，开始执行改善法德关系，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向海外扩展方向，俾斯麦主持的德国政府，对法国的战略给予了支持，一方面试图将法国的目光转移，另一方面也希望法国向海上扩张，能够让英法之间产生矛盾。
法国暂时解决了德国在背后的掣肘，向海外用兵的时机就成熟了，除了在非洲扩张殖民地外，最大的方向就是越南。
1879年1月10日，法国海军殖民部长皮都奥写信授权法国交趾支那殖民地总督罗丰，为阮朝订立一个“在北圻建立保护制度的协定”。10月1日，皮都奥的继任者游列居伯利写信给外交部长佛来西讷，赞同前任提出的政策，并指出，外交谈判已经无济于事，军事干预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1879年6月8日，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对一群法国传教士公开叫嚣：“法国必须占据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
民间层面，法国的工业发展虽然落后于英、美、德三国，但是银行资本却高度的集中，资本输出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英国。1869-1880年，法国的国外投资从100亿法郎增加到了150亿法郎，是给德国赔款的三倍。1875年建立的东方汇理银行逐渐垄断了越南的财政金融，依靠高利贷性质的盘剥，每年获利颇丰，发行的货币成为越南境内的流通货币。
从高层政治家，海军、殖民部门，外交官，甚至包括宗教和民间资本，都形成了独占越南的一致态度。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等利益集团的推动，列强各国进入越南争夺权益的压力，还有越南人让人恼火的抵制，让法国再次发动对越战争，已经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去年春天，法国交趾支那殖民地，从西贡出动600人的軍队，从海路进入红河，占领了越南河内，一年多时间，法国先后占领了红河三角洲大多数战略要地，将红河流域牢牢控制在手里。
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三次法越战争。
对这场战争，大明的态度是抗议。
大明一边拿出1874年跟法国达成的协议，当时大明不再坚持在越北维持治安的要求，但在关乎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大明保留采取实际行动的权力。
以此为依据，大明要求法国殖民政府，立刻结束对红河地区的占领。
当年，大明跟越南签订的条约规定，大明也拥有在红河上自由通航的权力，这一点上是跟法国对等的。法国始终无法利用这条航道，不代表大明无法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