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制度不改，便是把大明所有的贪官蛀虫卖国贼杀个遍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总会有新人黑化顶上。
只有把官员的监督做到位，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此前朱厚照一直在逃避这个问题，认为祖先留下的制度不说完美但至少是够用的。
但他现在幡然醒悟，这个制度就像一剂慢性毒药，虽然不会立即致死，却会让人慢性死亡。
大明朝立国已经一百余年，如果再不下猛药医治，恐怕真的会走向灭亡。
治国容不得半点想当然，此先确实是他错了。
针对这些官员、地主的处理倒是很简单。按照大明律，这些人便是杀十遍都够了。
朱厚照也不波及太广，下旨将这些官员、地主斩首示众。其妻儿流放发配至琼州府，财产全部充归国库。
一时间泰安的菜市口血流成河，每日都有几十人因为重罪而被斩首。
他们的脑袋被悬挂在城门上示众，以此警示后人莫要重蹈覆辙。
至于检举有功的林封和蔡霖，则降罪一等，改斩首为流徙，但削官为民永不录用，也算是对其罪行的惩治了
好好的一次泰山封禅，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是朱厚照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的。
但这件事情本身又不能说是绝对的坏事。至少让朱厚照认清了大明官场的弊病，坚定了扶持商人、匠人、军人制衡文官的决心。
这其实是谢慎的终极目标。
只有让朱厚照从心底里相信文官是大明朝的毒瘤，大明才有的救。
看看那些历史上重科举轻武将的朝代吧，有哪个不被外族打成了马蜂窝。
唐朝原本是万邦来朝的超级大国，自从武媚娘废了关陇扶持寒人，军队的战斗力便大减，成为了人见人欺的软柿子。安史之乱只是积累矛盾的爆发，究其原因还是武人地位的丧失。
再看看自诩为经济无可匹敌的宋朝，科举制度登峰造极，文官彻底压制武将，枢密院中几乎没有武将。
当兵的甚至要面上刺字，谓之贼配军，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但宋朝的皇帝就是这么对武将不信任，好不容易出了个狄青还被嚯嚯了。
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西夏、辽、金、蒙古任谁都可以踩宋朝一脚。经济的强大有个屁用，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再有钱也是给敌国异族做嫁衣。
元朝是异族统治且略过。到了明朝，科举又成了皇帝钳制百姓的工具。到最后皇帝却发现自己竟然控制不了这个工具，反而被工具牵着鼻子走。
明朝也是士大夫权力最高的一个朝代，皇帝往往无可奈何，这自然也是科举的锅。
明末的大变局多少与科举制度也有关系。想出头的人家都送孩子去读书，就连军户家庭都会送一个孩子念书，期望能够鱼跃龙门彻底摆脱窘迫的生活状态。
这种情况下，还会有多少人把精力放在培养孩子习武读兵书上？
那些继承军户身份继续当兵的长子们也就得混且混，彻底成为了军官的奴仆。
文不成文，武不似武，这种畸形的模式要想改变就必须得从根子上入手。
最简单的，就是提升武将的地位，让他们能够看到希望。
当然，直接提拔武将的地位会让统治者心中不安。故而谢慎采取的办法是把武将掺和在匠人、商人中间一起提升地位，这样天子就不会太多心了。
这一点很重要，君王若是不信任，改革随时可能终止，带来的反复阵痛其危害性比原本的慢性死亡还要大。
作为新政改革的掌舵人，谢慎必须拿捏好分寸绝不能让改革出现一丝跑偏的可能，因为一旦跑偏很可能是任何人力难以拉回来的。
朱厚照放心放权给谢慎，谢慎就要当的起这份责任，完成好领导交给的任务。
从目前来看，山东的大案可以作为一个爆点加以利用。
最重要的就是削弱文官和地方缙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唯有如此，皇权才可能从紧闭的地方政治中摸进去，朝廷的政令才不至于名存实亡。
在政为官，致仕为绅。
这八个字基本可以概括文官和缙绅的关系。
那么要想削弱联系，还是得从科举入手。
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必须要废除举人、进士等有功名的读书人免除税赋这一条优待。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只要考中了举人或者进士，无数族人来投献土地，朝廷损失的税赋有多少？
偏偏朝廷还不敢动，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动了，就会遭到无数文官的口诛笔伐。
谢慎决定来做这个恶人。
其实一开始并没有这个规定，但文官们是一个极为擅长为自己集团谋取利益的群体，几次讨论后便把这个制度定了下来。
要想动文官集团的奶酪，便要从制度上做文章，指出有功名读书人免赋税是不合理的，再辅以天子的雷霆手腕才能让文官集团闭嘴。
当然这一切需要一个切入点，这次山东的变故就很适合。
官员和缙绅狼狈为奸，蛇鼠一窝，贪银两，乱盐法，通倭寇，名声彻底臭了。
如此土豪劣绅凭什么免除赋税？
即使谢慎要做出妥协让步，那也是只能官员在任时本人免税，卸任后必须交税，且要严查土地数量，发现有族人投献的重罚之。
真的下定决心后操作起来其实是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