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温登坐在那里，好久都没有反应过来。
不是他大惊小怪，实在因为这科举是天下第一大事，周温登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科举都能停下来。
这内丘县的各行各业，哪个生活领域，不是被科举左右？
比如那正街上的米店、布庄、盐醋酱油铺子，哪一家不是有功名的士人开出来的？你若不是个秀才，不是一个举人，哪里敢开店铺和别人抢生意？
同行是冤家！或者让小厮来骂街泼脏水，或者让相熟的衙役差办来找你的茬，你敢和士人抢生意，那些有背景的士人自然有办法让你度日如年。
和京城或者天津那样的商业聚集区域不一样，大型商业城市的生意是竞争性的，做生意的还有一些普通商人。而内丘县的种种生意都是垄断性的，只要能开门就能赚钱。越是这种小郡县，就越看重官场势力。小小的内丘县一条主街六条小街各行各业都被士人把控。主街上各家店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说就是内丘县士林人物的势力地图。
这是县城上的情况。
在乡下，那就更是由士林中的人物一手遮天。
在以前，因为有功名的秀才、举人可以不交税，那些刁民争先恐后地带着土地往士绅家里投献。
这几年，天子在北直隶均平田赋，士绅不再可以免税，势力小了一些。但是因为士绅地位超然物外，县太爷处处偏袒，在乡间俨然就是土霸王，在乡下依旧是前呼后拥。说句不好听的，在乡下得罪了当地有权势的士绅，乡下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会来找你的麻烦，能把你逼得背井离乡。
在官场上，那就更是衣冠人士的势力。不说别的，县太爷本身就是进士。
任何一任县令来到内丘，不做别的先要召集士林人物见面。在官场上的惯例里，地方上的小民仿佛都不是人，仿佛只要熟悉了地方上的士绅就算是熟悉了地方事务似的。县太爷每年都要从内丘县的田赋中拿出银子来修缮县学，嘉奖上进的生员。
每个月，县里的那些秀才们都要举办诗会。有时候县太爷高兴了，也会亲自参与。
可以这么说，每个秀才在县城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都是能在县太爷面前说话的人物。县城里的吏员、衙役、捕快和差办哪里有机会和县太爷说话？所以在内丘县，横行霸道的是衙役捕快，但真正有权有势的却是那些秀才相公，举人老爷。
在内丘县生活的各个角落里，都写满着对士人的尊崇和畏惧。每次童试放榜，那些报信的差办所到之处往往是人潮涌动，几百人跟着差办跑，就想去看看哪家子弟又高中秀才了。这一中，从此就是跃过了龙门，变成人上人了。
至于乡试中了举人，那就更是为万人空巷。不夸张的说，哪里出了一个举人，那都是会影响内丘县几十年政治和经济的大事。
然而今天，黄桂吉说这一切都要结束了。
科举没有了，秀才没有了，举人没有了，就连进士老爷以后也不会有了。
以后谁来做官？以后这县城中的商铺岂不是一夜之间都失去了靠山？那些巴结士人的平头百姓以后会怎么对待士人？乡下那些横行一方的秀才老爷以后算什么？要被人报复打砸？
这算什么，那内丘县的秩序岂不是要彻底混乱了？
周温登越想越觉得可怕，脸上越来越阴沉。
当然，周温登最不忿的还是自己对黄桂吉的巴结和投资。
这些年来，周温登光是请黄桂吉吃酒逛妓院就花了上百两银子。这都不全是在内丘县花的，黄桂吉眼里内丘县的本地酒楼妓院都太低档，周温登经常和黄桂吉骑马到府城里去花天酒地，不醉不休。
逢年过节，比黄桂吉大三岁的周温登总是持弟礼，恭恭敬敬到黄桂吉家里拜会，送礼。
然而今天，这些付出全部打水漂了。
科举要停了，大明要变天了。
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秀才举人，进士老爷了。
这黄桂吉并不是一个玲珑的人物，除了读书并不善于做人，做事十分倨傲。以后他没有了功名，恐怕连一个普通人都不如。
黄桂吉还没注意到周温登的脸色，还在叹息。
“这齐王当真是天下的…天下的大害，我大明二百多年的祖宗法制，到了齐王这里竟说改就改了。我士林人士衣冠功名，从此都是粪土了！”
周温登黑着脸，问道：“这消息当真？”
黄桂吉苦笑道：“这还有假？府城里已经传开了，百姓们都炸了，一个个聚在市井茶馆里议论纷纷。只是还没有传到内丘县而已，我估计明天后天，内丘县也要炸了。”
“你听说过天津的公德考试吧？恐怕以后当官甚至做吏员都要考那公德考试！”
周温登有些恼怒地看着黄桂吉。
现在的黄桂吉在周温登眼里就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一个白白花了他几年心血和银子的书生。
周温登正在那里恼火，窗子下面的道路上突然有人举着一份《天津日报》冲了过来。
“变天了！”
“变天了！”
“都来听我说！前天的天津日报登了！科举在全国取消了！”
街道上所有人都惊骇地看着那个抓着报纸的人。
那个矮个子的小商贩不知道是不是平日里被士子欺负狠了，这时脸上一脸的扬眉吐气，站在醉客楼门口大声喊道：“去他娘的妄八腌货，以后再没有什么秀才老爷了！”
“就连差役捕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