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都有一种“家”的情怀，所以一旦逃难，必定是举步维艰，中国人把最大的财富都融入在一张房产证上了，所以，逃难在中国人的概念当中只是“背井离乡”，换而言之，我还是要回来的。所以，逃难更多的是“随波逐流”，没有明确的定向，大家说哪里安全，我就跟着大部队走呗。所以在中国人的印象中，逃难的“门槛”非常高，我们看过电影里的很多场景，城市都沦陷了，很多人都不愿意逃跑，等在那边，宁可与“家”共存亡。我去往哪个城市，我发展的再成功，都是有异乡人的符号，只有回到自个儿的家，上了自家的坑儿，那才叫真正的回家。中国那么大呢，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容易的，可要让你产生有家的感觉，那是千难万难，所以国人一般没有“逃亡”的概念，是在万不得已了，真正的战争祸害危及到自身和家人的安全了，那才有逃难的想法。所以在国人的概念中，你要真心逃难，门槛其实并不高，关键的是在于你迈不过心中那“家”的门槛。这是精神层面上的。但在国际社会上，真正的逃难其门槛就相对较高。逃难就等同于搬家，他们没有“户籍”这个概念，就今天我可以是北京人，明天我不高兴了，来个南迁，就能成为上海人、广州人。这一来，逃难就有了门槛。总想去往最好的地方，反正搬一次家嘛，总希望一步到位。于是一到逃难时刻，几个特定的“优良”城市就成为了人们的首选，前往目的地，无非就是公共交通，那可真所谓是一票难求。就拿贝鲁特来说吧，它是首都，是人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那大家都把贝鲁特视为逃难的首选之地，那自然而然的，前往贝鲁特的交通就一票难求了。
可以这么说：当时能从德利穆塞逃难至贝鲁特的，那就是有点能力的，至少能搞到车票的。这逃难的31人中，大部分都不容许你拖家带口的，相当于我跑出去了，却把亲人丢在了德利穆塞。看似有点残忍，但在人性的面前，这是一种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的悲哀，一张车票，对于全家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和寄托。
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逃亡贝鲁特的人们，并没有因为来到首都而得到安全的保障，恰恰相反，1982年的9月16日，成为了这些逃亡人真正灾难的开始——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
有关这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至今还有很多人对这宗时间进行推诿，有的人凭借这次屠杀得到了财富，有的人凭借这次屠杀得到了地位，有的人凭借这次屠杀得到了权力的巩固，唯独没有人因为这次屠杀而得到罪有应得的处罚！
大家来看看这次屠杀过后，那些“侩子手”们得到了怎样的处罚：1982年12月16日（事后的三个月），联合国代表大会谴责了这一屠杀事件并将其定性为种族清洗。在对相关谴责声明进行的投票中，123个国家投了赞成票，没有国家投反对票。22个国家投弃权票，12个国家未投票。谴责......就是对那些侩子手们最大的惩罚。就如同一个杀人凶手，在大庭广众之下，杀了很多人，然后给出的正确裁决是：你杀人是不对的，我们要唾骂你。仅此而已！
那这次屠杀的真正指使者是谁呢？我们大概的回顾一下这个历史片段：黎巴嫩内战爆发后，于1982年8月23日，黎巴嫩基督教民兵领导人巴希尔·杰马耶勒被选举为黎巴嫩总统，正当大家以为新总统诞生了，国家内战能得以停战的时候，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名新总统就被炸死在他的总统府中，以此为导火索，长枪党在以色列的扶持下，开始了“清剿行动”。在9月14日至15日夜间，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埃坦飞抵贝鲁特。到达贝鲁特后他直奔黎巴嫩长枪党总部，要求长枪党领导层下达总动员.令以准备参与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西部的进攻。他还命令他们在所有他们控制的地方实行宵禁并委派一名联络官常驻以色列国防军前方指挥所。他告诉长枪党的领导们以色列国防军不会进入难民营，但长枪党必须进驻进去。长枪党的领导告诉埃坦总动员.令需要他们花24小时来安排。在9月15日，同样已经抵达贝鲁特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在前线指挥部与埃坦汇合。以色列的前线准备设在一栋距离夏蒂拉难民营西南200米远的5层建筑物内。与会的高级军官还有沙龙的助手艾维·杜达伊、以色列军事情报局主管约书亚·萨盖、辛贝特领导人亚伯拉罕·沙洛姆、以色列国防军副总参谋长摩西·利维将军及其他高级军官。这些军官一致认定黎巴嫩长枪党必须进入难民营。
在领导人杰马耶勒遇刺身亡之后，黎巴嫩长枪党一直在寻求报复的机会。在9月15日，萨布拉和夏蒂拉已经被以色列军队包围。以色列军队在难民营的出入口设置检查站，还将一些多层建筑用作为观察哨。在这些被以色列利用的建筑物中，根据时代周刊的报道，7层高的科威特大使馆可以对萨布拉和夏蒂拉进行“畅通无阻且一览无余”的观察。数小时后，以色列的坦克开始炮击萨布拉和夏蒂拉地区。次日早上，第六份关于进攻贝鲁特西部的命令被下达。这份命令强调：“不要进入巴勒斯坦难民营，难民营内的搜寻和清除工作将由黎巴嫩长枪党和黎巴嫩军队来完成。”
从这段文字描述中，不难看出，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实则是长枪党的一次有计划、有扶持的报复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