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七十八女看《诗经》，男《楚辞》
一个人的名字可能代表着家庭环境如何，但是一代人的名字，则能直观的反应出，传统文化的延续和这一代的风向情况。
在近代之前，取名这件事对于普通人家的老百姓来说，有一种说道叫做‘贱名好养活’，但是实际上，虽然大部分老百姓都没有上过学，也没有取名字的能力，但是依旧会花大价钱找村镇上读过书的人起名字，或者是找一些算命先生起名字。
而那个时候的名字，充满了华夏传统诗歌文化的气息，女看《诗经》，男《楚辞》是过去读书人起名字的主要来源，还有一些是从诗歌或者名段中摘取。
而一些算命先生，则对《易经》以及五行相生等了如指掌。
这两种主要名字来源，一个是文学，一个是神学，但是都会有一种熟悉的传统文化气息，都带着美好的寓意和祝福。
取《诗经》之名是比较常见的，比如民国时期很多先生大师军阀的名都是取自《诗经》。
最全面概括的要属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名字了。
王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大雅·文王》说道：“思黄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国维”即为“王国”之“国”与“维周”之“维”的重新组合，而“王国”之“王”，又恰与其姓同。《诗经》这几句诗，将王国维的姓、名全包寓其中了。
袁克定（大先生的哥哥，袁世凯长子）：《周颂·桓》“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阎锡山：《大雅·江汉》“锡山土田。”“锡”的意思就是“赐”。
梁思成：《商颂?那》“绥我思成。”《商颂?烈祖》“赉我思成。”解释起来，“思成”可以理解为对祖先的怀念。
林徽音：徽音，见《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大姒即太姒，周文王之妻；徽音，即“美誉”的意思。
傅斯年：《大雅?下武》“於万斯年，受天之祜。”
这些名字都带有一种让人亲切的华夏文化语意语境特色，即便是没有读过《诗经》，听到这些名字也会感到熟悉，并且无比亲切。
除了华夏取名多出《诗经》之外，受到华夏文化熏陶最重的东瀛很多地名和名身故及也是从中命名。
富山县的高冈市，1609年命名，取“凤鸣高冈”之意。《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
明治初期的1883年，东瀛接待外国贵宾的建筑，被命名为鹿鸣馆，意取《诗小序》：鹿鸣，宴群臣嘉宾也。
京都300多年老铺鳩居堂，1663年创业，专门经营熏香和文具。名取《诗经·召南·鹊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典。
浮世绘画师葛饰北斋“富岳三十六景”之一《凯风快晴》，创作于1832年，画名出自《诗经.邶风.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关于起名的方式苏洵有一篇专门谈及给两个儿子起名的寓意为《名二子说》，表达了对儿子的希望与告诫。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翻译过来是：轼是车前横木，无用而不足去之。所以大儿叫苏轼，字“子瞻”。
辙是车后纵痕，无功而不足患之。所以小儿叫苏辙，字“子由”。
将一个父亲对两个的希冀和爱意表达的淋漓尽致。
苏轼给自己儿子起名也是按照苏洵的习惯，长子叫苏迈，次子叫苏迨，三子叫苏过。
迈，迨，过，都是表示‘到达’的意思，但是方式却各有千秋。
主席与校长的名字同出《易经》，可以说是玄之又玄。
鼓之以雷霆【震卦】**以风雨【巽卦】《说卦传》注释：帝出乎震，齐乎巽。意指日出东方，泽被万物，暗合泽东。
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豫卦】以中正也。
主席的两个女儿女儿分别叫李敏、李讷，看上去是普通的大众名字，但是放在姐妹两个的情况下，就不一样了。
《论语·里仁》中有一句：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主席不愧为文韬武略，纵横八荒的千年第一人。
名字除了带有一些父母的期盼之后，更多的是相外界表达父母的诉求与期盼。
比如梁思成希望女儿接过梁启超（饮冰子）之衣钵，故名梁再冰；
林宾日希望儿子以巡抚大人（徐嗣曾）为榜样，故名林则徐。
最为明显的就是近代国人起名的方式，经历了那十年飘零后的华夏文明，从国人起名的方式就能看出差异。
忠国，建国，卫国，建军等成为主流，而且大量重名，可见当时人民的对于子女建设国家的热切。
但是按照目前国内的文化普及率，过了这个年代的华夏人的名字，似乎并没有回到正轨上，反而变得越来越没有规章，这与传统文化没落，大多数人对古诗，经典这类传统文学不关心有着根本原因。
这对于一个五千年传承的文化大国来说，并非一件好事儿。
华夏的起名文化是最为丰富且具有美感的，相比于美帝，拥有150万种姓氏，但是名字却主要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