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规定，是每年的年终，都要有各地郡国的『上计吏』携带着『计簿』，到京师上计，被称之为『长课』，就是每年交一次作业，然后三年要交一次大作业，被称之为『大课』。
『上计』这个政策，其实在秦朝的时候已经有了，在汉代确立下来，形成比较完备的制度，甚至还有专门的律法，『上计律』，并且明确规定了两层的上计模式，也就是乡县先上计到郡国，然后郡国汇总再上报朝堂。一般来说，乡县上计在秋收之后，而郡国上计则是在冬天岁末。
上计的内容也有要求，包括户口，垦田，钱粮，盗贼等等，一开始的时候上计也很受重视，甚至主持上计的是皇帝本人，最不济也要由丞相和御史大夫同时进行考核，丞相主要负责向皇帝汇报上计考核的情况和结果，而御史大夫则是负责审查核实郡国上计的真实性。
汉武帝之时，对于上计非常重视，但是到了东汉时期，上计就渐渐的变成了尚书台的事情了，再往后来，就连尚书台都不太管了。
而到了汉灵帝时期，就连皇室贵胄都敢借口说道路拥堵，拒绝和朝堂通信往来，更不用说什么上计或是大课了。
同时，汉代最开始的时候，刺史是监察官，跟明朝的巡抚差不多，为巡行郡国，刺察守相，岁尽就要返回京师上奏，其奏事的时间正好是郡国上计的时间，所以原本刺史的奏事有非常大的作用，常常可以以此来鉴别郡国上计的真伪。
可惜在东汉之后，刺史渐渐从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常驻地方，也就失去了原本的作用……
甚至汉代还有『听风』的制度，就是会派遣官吏到民间听，如果有出现什么地方官吏在地头田间风评极差的，便是会启动核查程序，而这样的行为基本上是不通知地方官吏的，也不和地方官吏有什么交集，直接归属于朝堂。
所以汉代不是没有好制度，甚至可以说，封建王朝之时的监察系统未必会比后世差多少，但是就看执行力而已。
斐潜点了点头，但是又摇了摇头，说道：『虽与上计略同，但亦有不同。某令韦参律重修贪腐律，便是由此……』
汉代做官，没有特别说明具体任职期限的，一般来说，除非是真的不想做了，否则都可以不退休，直接当一辈子的官。
虽然说上计之时，考察监督，也有升降，但是因为『天人感应』的问题，导致这些官吏即便是上计出现了一些事，只要能够大体上表面糊弄过，比如挂靠到所谓天灾的边上，也都不会受到严重的惩罚，甚至到了东汉时期，往上塞够了钱，就自然万事大吉。
天人感应，就是汉武帝最大一块石头，然后砸在了自家的脚上。华夏地域广阔，天灾自然不可能避免，一旦出现天灾，就代表皇帝犯错了，而皇帝自然不会有错，那么三公就出来背锅。
于是乎汉代官场之中，官员进出仕黜，司空见惯，官海沉浮，也是随意，或有起家就是两千石一步到位的，也有才当了三四天的三公转眼就被罢黜的，甚至还有刚刚下了出任地方官，连京师城门都还没有走出去，然后又专任另外一个地方，再走了几十里重新追回来又担任九卿的……
因此在做这样的情况下，汉代官吏基本上对于官职变动根本不是很在乎，民间也对于官吏丢官习以为常，比如就有因为受到上司的指责，说某件事情错了，要求其免冠认错，然后就说什么『冠一免，安复可官也』，然后干脆直接去官还乡，还博取了不少人交口称赞，认为其洒脱出尘，乃名士之举。
因为天灾罢免三公，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干得再好再辛苦，然后一个灾害就白搭，这样会有人努力勤政么？这样的三公罢免，自然也不可能治罪，所以这些『前三公』回家笑呵呵，『后三公』愁眉苦脸登上堂，然后到了地方官吏，还有可能罢免后治罪么？天一般大的错，十几万人颠沛流离，最终都没罪，顶多就免官而已，老子就这个小地方，拿点用点，又有屁大的罪？
所以汉武帝之后，整个汉代的吏治就渐渐荒废了，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汉武帝以天人感应忽悠天下人，后来天下人就开始忽悠他的后人。
而现在斐潜所做的不同。
蝗灾来了，斐潜亲自带着人顶在了前面，遏制了蝗灾，这在原本的汉代，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按照惯例，蝗灾一起，百姓受灾，颠沛流离，然后总要给个说法，斐潜按照惯例将锅甩给『三公』，也就是庞统荀攸，让其中一个人下课背黑锅，这事就算平了，至于那些困苦的百姓，谁都懒得去管……
『官吏评定，可为八蠹，曰贪、曰酷、曰浮躁浅陋、曰才力不及、曰老、曰病、曰罢软、曰素行不谨……』斐潜沉声说道，『与之于罪，亦分四等，贪、酷论罪，不谨、罢软，暂留冠闲住，老、疾，致，不及、浮躁，降。』
只是罢免官职，不进行论罪，对于官吏是没有任何震慑力的，犯了错，出了事，便警告一番，先免职，然后等民众关注点退去之后，悄无声息的换一个地方继续当官，对于这些蠹虫来说，简直就是再好不过了。
斐潜看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