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晨在日本东京彷徨迷茫，心里想着自己的老上级安志达时，安志达正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在古城西安，同东北军的张学良秘密接触。
之前，随同周副主席，安志达同张学良已经进行过多次接触。
一回生，二回熟。
安志达这次与张学良见面，两人开诚布公，推心置腹。
张学良几乎每晚都与安志达见面。
在谈到红军北上抗日的问题时，张学良将前线的军事情报一一拿出送给安志达看。
“安先生，如果红军北上抗日，我们东北军将采取中立，于学忠部集中到兰州，红军可以贴近他的防区走，但不要进城。”
“可以，那么固原以北你们的防区，我们怎么过？”安之达问。
“安先生，固原以北诸镇我的军队不好撤防，你们要通过，可以打过去，我准备牺牲一些部队。”张学良说。
“好！那我们就这样商定，我返回延安后，立即给我们的中央汇报。”安志达点了点头，非常赞同张学良的安排。
“安先生，我盼望着你们红军的叶参谋长能够来西安，同我们商量军事行动上的合作事情。张学良诚恳地请求道。
“我一定把少帅的意思带给中央。”安志达说。
在西安住的几天里，经过同张学良的多次交涉，安志达觉察到东北军内部，团结统一工作进行得太迟缓。
张学良始终害怕泄露联共的秘密，不敢在部队中谈联俄联共的问题。
“少帅，我们认为你要公开亮出你的旗号，联苏联共这个政治主张，完全可以公开，需要保密的是你的政略与战略，以及与**交往的程度。”安志达建议道。
“安先生，我认为现在亮出旗号还不是时机，怕弄巧成拙。”张学良说。
“少帅，我们认为现在正是时机，你亮出旗号以后，还可以利用蒋介石的言行和南京政府的举动，说明他们自己也在准备联苏联共，也可以拿南京方面派人秘密联系红军这件事来说明。”
“安先生，蒋委员长曾经在我面前提起过联俄，可是因俄方态度不明，当时蒋委员长就把这件事情放下了。”
“噢，这说明什么呢？”安志达问道。
“我分析，南京的外交政策将有新的变动，蒋介石可能要和你们**妥协。”张学良回答说。
“其实你可以把这些事情宣传出去，大谈联苏联共，共同抗日。”安志达再次建议道。
“这个，我还要仔细考虑考虑，同部下们商量商量再说。”张学良犹豫着。
安志达发觉张学良对旧军阀、旧政客的那一套政治很熟悉，但缺少新的政治经验，这对他与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都很不利。
安之达分析，张学良虽然自认为东北军绝对服从他，但在联共问题上，他对东北军中的旧军官们不信任，而新的军官体系还没有培养起来，这是他不敢公开亮出联苏联共的一个主要原因。
“少帅，我认为，你的军队中，应该吸收一些有思想的年轻人，充实你的军官队伍。”安志达建议说。
“安先生，我也有这种想法，我曾经当着贵党的周副主席提过，想让贵党帮我培养一批年轻的干部。”张学良非常赞同安志达的这个建议。
“那好，等我回延安汇报以后，着手帮你筹划这件事情。”
正当安志达在西安开展对张学良工作时，中央就与南京谈判，实行统一战线一事进行了讨论，最后做出了一致决定。
周副主席亲自致电安志达：
“我党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望接电后，于7天内回到延安，接受新的方针。”
周副主席办事向来细致。
在给安志达的电发出后的次日，再次致电安志达：
“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切记，我们党的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同时，请转告张学良将军，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非常必要的。”
接到电报后，安志达同张学良告别，立即启程，赶往延安。
一个星期之后，安志达带着《中国**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伟人致宋庆龄和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4人的信，以及周副主席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离开了延安。
九月的黄土高原，秋高气爽，风和日丽。
在陕北边区与民党统治区的交界地富县张村驿，来了一行自称民党军事委员会同红军谈判的代表团成员，他们声称路过此地前往西安，再返回南京。
代表团成员之中，一位身穿高级将军军服，佩戴着中将军衔，这人，显然是这一行人中的长官。
另一位身穿黑色西装，头戴礼帽，一手拎着个黑色皮包，一手拄着根洋拐杖，自称是长官的秘书；。
还有两个人，一个腰扎武装带，别着手枪的副官，一个身着士兵服挎着长枪，牵着马的马夫。
这一行人通过张村驿，便立刻上马，朝着前方东北军的驻地而去。
前方，由东北军师长刘昆在约定的地方接应，然后众人下马，乘汽车到达西安。
这一行不速之客究竟是什么人呢？
原来，这为首的是装扮成民党将军的叶总参谋长，副官是大名鼎鼎的彭雪枫，马夫是红金侦察营营长张永强，秘书则由安志达充当。
安志达带着中央和周副主席交给的任务，并没有立即去南京，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