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符号（dex）……
指示性，是符号与对象因为某种关系——尤其是因果、邻接、部分与整体等关系——因而能互相提示，让接收者能想到其对象，指示符号的作用，就是把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到对象上。
指示符号的最根本性质，是把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向符号对象。
如车转弯前的路标，风向旗表示风向，温度计的水银柱表示气温等等。有专家，譬如美国的皮尔斯把它称作索引式符号。所谓索引式符号就是通过相关联系推测符号的信息，勿须解释。
欧洲人的剧院用假面具来代指就是鲜活的例子，这些必须是约定俗成的。
规约符号（sybol）。
靠社会约定符号与意义的关系，这种符号被称为规约符号。规约符号，是与对象之间没有理据连接的符号，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武断”符号。
譬如，交通运输上用红色和黄色喻指警示之意。数学当中的“+”“—”“=”等。又如通讯电码、斑马线之类，这方面用得最多的仍是运输领域。
皮尔斯把它命名为象征符号，有些专家又称为指号符号。
总而言之，符号越相象或越接近对象就易于识别，凡是越抽象的或民族文化性的符号识别也就越难。
譬如说，欧洲人常在杯子上缠绕蛇来代指医药，东方人难知其意。那些全世界能通用的，最好用相象或越接近对象的共识性符号。
如果是文化类型，要根据能指或受指的思维去做。如果二者都无法，就必需使用强制性的规约符号。
不过做设计也不需如此严格，用得巧妙是很需要灵感的，了解得越多产生灵感机会就越大，故知识是创造灵感的触点。
符号学发展的四个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语言学模式……
索绪尔认为，语言虽然只是人类使用的符号之一种，却是不成比例的超大符号体系，语言学研究的应当为符号学提供模式，因此，符号表意的根本原则是任意性。
二十世纪前期，“索绪尔式语言学迅速成熟”、在六十年代，当结构主义符号学潮流涌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时，语言学为之提供了一个系统清晰，根基牢固的理论框架。
三十年代的布拉格学派、六十年代的巴黎学派提出的符号学体系，大都建构在索绪尔原理之上，他们的符号学实际上是“语言学式的”符号学。
语言学模式，使符号学难免落入结构主义的封闭格局。索绪尔理论很难摆脱封闭系统观。
第二种模式是皮尔斯提出的逻辑—修辞学模式。
这种模式考量所有的符号类型，而不以语言学为模式。
由此发现符号表意的理据性不同，这个出发点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式甚至非人类符号扩展；更重要的是，皮尔斯模式提出了符号意指的一系列三分式，使符号向无限衍义开放。
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虽然有莫里斯、米德等人的坚持，皮尔斯模式还是受到冷落。到七十年代，符号学界“重新发现”皮尔斯。西比奥克，艾科等人，把符号学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
皮尔斯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成为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有论者甚至认为符号学发展到当代，索绪尔的贡献只能说“相当微小”，“符号学之父”竟然已经被符号学近年的发展边缘化了。
第三种模式是卡西尔的“文化符号论”。
卡西尔建立了一种象征哲学，作为普遍的“文化语法”。
卡西尔的象征思想在其弟子朗格的文艺美学中得到充分发展。他们的论点精彩，却难以进一步在其他学科领域中推演，与这一模式相近的还有美国文论家伯克的“符号行动”理论。
伯克的立场接近新批评，五十年代初推动新批评拓宽视野。
卡西尔学派不太关注符号学作为方fǎ_lùn的可操作性，他们的模式成为一种历史遗迹，在此后因后继无人而从符号学中消失。
但他们对于文化的重视，今日看来依然是值得珍视的学术财富。
第四种模式的开拓者是苏俄符号学家巴赫金。
巴赫金开创了从形式研究文化的传统，有人称之为“语言中心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成就长期湮没无闻；六七十年代洛特曼、伊凡诺夫等人为首创立的莫斯科—卡尔图学派，发扬光大之。
这一派坚持用符号学研究社会和文化，尤其是他们的“符号场”理论，从大处着眼研究文化，摆脱了形式论常有的琐碎。但是这一派的理论模式主要借鉴自信息论与控制论，尤其是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论，技术色彩浓厚。
如何处置科学模式与人文思索之间的张力，至今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以上四个模式都为现代符号学理论做出了贡献，也各有符号学进一步发展必须摆脱的弱点。
符号学从先前模式中一次次脱茧而出，它的成熟是符号学界自我学习，自我改进的结果。当今符号学的出发点，应当是皮尔斯理论，而不是索绪尔理论，这点无可否认。
符号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二十世纪上半期，是模式的奠定和解释阶段。
除了上述四个模式的奠基者，还出现一批最早的推进者：莫里斯把皮尔斯理论发展成系统；朗格在美学和文艺学中推进卡西尔理论，伯克与卡西尔理论遥相呼应；而巴赫金理论由于政治原因被搁置。
早期推进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