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团首长之间，自己该如何做出选择？
杨文斌回到办公室，就一直在思考。
按常理来讲，自己作为政治处的职能股长，当然应该唯政委马首是瞻。
因为，政委是政工首长，自己在政治机关，只能听政工首长的。
在院校的时候，思想政治课上，曾经有过一道题，当军政主官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应该听谁的？
当时的教员给出的答案是，当军政首长的意贝相左时，一般来讲，军事工作方面的事情，尊重军事主官的意见。政治工作方面的事情，以政治主官的意见为主。
军队的双首长制，体现了我军的听党指挥的特色。
可杨文斌认为，权力需要制约，特别是军权，如果不受制约，很容易出现枪指挥党的事情。
历朝历代，对军权如何制约，都有过深刻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
比如，北宋创立者赵匡胤，他就是凭借不受制约的军权，利用率军出征的机会，掌握了军权，然后，才能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实现改朝换代的。
登基后，赵匡胤吸取了教训，将追随自己的将领们都赏赐了大量的金银珠宝、美宅良田，前提是，要交出兵权。他时刻提防着手下的将领向他学习，给自己也来个黄袍加身。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典故。
然后，他又制定了庞大的文官制度来制约武将，分散兵权。
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
相互制约，相互监督。
就是上战场作战，也只能按出征前定好的阵图进行排兵布阵，没有丝毫的自由，不能由将领按战场实际调兵遣将。
而战场情势的却瞬息万变。这种呆板的作战样式使将领不能临场发挥，失去了主观能动性。
所以，宋军未能战胜辽兵，金兵，更别说蒙古兵，以致于最后亡于蒙古。
到了明代，为了加强对军权的制约，皇帝派了自己的亲信太监，作为监军，来制约军事主将。
监军的权力很大，能够对军事主将做出的决定做出修改。
如果监军的决定是正确的，那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能够对作战起到促进作用。如果监军的决定是错误的，那么，军队的作战是毁灭性的。
比如，在抵抗瓦剌的进攻过程中，明英宗，偏听偏信太监王振的主意，御驾亲征。
王振为了衣锦还乡，回到自己的家乡，让别人看一看自己的威风，选择了不恰当的行军路线，结果，导致明军大败。
因为听信了王振的话，明英宗，在土木堡之战中，被俘虏，在塞北的苦寒之地，度过了几十年的时光，它的弟弟，也被于谦等人扶植为皇帝。
在卧薪尝胆，含屈受苦几十年之后。终于，英宗，又回到了京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重新掌握了权力。可是，这也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
是谁？应该为他几十年的囚徒生活买单。杨文斌想，这里面既有英宗自己的原因。也有太监制度的原因。
记得几年前，杨文斌在军内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文章，上面写的是，“论政治委员的最后拍板权”。
依照当时作者的观点，他说，军队的党委书记，不同于的地方的党委书记。
他说，在地方的常委会中，常委，每人一票。书记，作为常委也只享有普通的一票，对一件事情的最后决定权，还是要，少数服从多数，由多数常委的意见来决定。
而在部队中，由于政委，既是党委书记，还是政治主官，而他，在党委会的决策过程中，起着最后拍板权的作用。
这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传统，为了保证党指挥枪的原则得到贯彻实施，也为了保证部队的绝对集中统一。
所以，作者认为，在部队的常委会上，在充分听取了其他常委的意见之后，政委，作为党委书记，它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具有最后的拍板权。
杨文斌当时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因为。从党章中的组织原则来看，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那么，在军队的党内，怎么可能会出现，多数服从少数呢？
可是，杨文斌，由于只参加过，连队党支部的会议。而在党支部的会议上，比如说，研究发展党员，那么书记的一票，也就是一票。
而团以上机关的党委会，杨文斌没有参加过。
他不知道，是不是在常委会上，部队的常委会上，真的像杂志上说的那样，政委，享有最后的拍板权。
因为，从各种公开出版的，政工条例上面，没有发现相关的阐述。
所以从理论上说，军政主官，他们，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双主官，军事首长和政工首长。但是在党委会上，一个是书记，一个是副书记，有明确分工。
杨文斌听说，在地方，行政首长和党委书记，虽然在行政级别上，是同一个级别，但是行政首长只负责行政工作，经济工作，大政方针政策，则需要召开党委会，通过党委常委会来决定，特别是组织人事的权力，在市委书记手里，所以，市委书记的权力，相对大于市长的权利，是大得多的。
想到这里，杨文斌又想起了个笑话。说的是，某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的事。
这个市的市长是女的，而市委书记是男的。
有一次，在同一个酒桌上吃饭。市长和书记，都喝多了。
男书记，在酒后说话就有些口无遮拦了，他在敬酒中提到，“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