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整体上来看，明军的作战是很有章法的，不说萧如薰的火器大阵，这也是经过了实战检验的，日本人同样手持火枪，也被明军的火器大阵和大火炮战术给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二十万被明军四万硬生生怼掉。
世人对明军战斗力孱弱的观念主要来源于土木堡之变和嘉靖年间的南倭北虏，以及萨尔浒之战以后的二十年间明军的失败，但是军队的战斗力不可能一直保持，这是古代王朝所难以做到的事情。
明军的战斗力有两个峰值，第一个峰值是在洪武北伐和永乐年间五伐蒙古时期，只要能逮到蒙古人，就能把他们按在地上摩擦摩擦，揍的很销魂，第二个峰值是从戚继光崛起到万历三大征结束的六七十年间，这两个时间段内，明军的战斗力是非常可观的。
明军第一次战斗力的衰弱始于土木堡之变，武勋集团的覆灭使得朱棣遗留下来的武力被清洗的一干二净，明军进入青黄不接的状态，从景泰皇帝到正德皇帝期间，除了弘治帝时期明军战斗力小幅度回升，明军整体呈衰落趋势，嘉靖初年东南倭乱时期，明军战斗力滑落谷底。
应该说明军中后期战斗力严重下滑的时代从嘉靖年间开始发生转变，东南倭乱和西北蒙古人的入侵给明王朝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促使明王朝自身开始整顿自土木堡之变以后日益下滑的军队战斗力问题，尤其是东南倭乱，给明王朝的震慑不亚于土木堡之后的京城保卫战。
明军卫所兵不堪一击的战斗力深深地刺痛了统治者的内心，于是他们下大决心整顿军队，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拉开了嘉靖年间明军战斗力大幅回升的序幕，其中以戚家军为代表，明军的战斗力一度回升到了建国之初的地步。
戚继光的存在并不仅仅是打败倭寇解决东南倭乱这一件事情，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他的练兵带兵统兵之术被一批明将继承，过于辉煌的战绩呈现出现象级的意义，使得从嘉靖到万历后期的萨尔浒之战之前这一段时期内，明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总体意义上的大回升，明军后来所使用的火器配合步兵作战的战术大多来源于戚家军镇守蓟镇时期戚继光改良的火器战术。
萧如薰所提出的火器大阵和大火炮战术就是脱胎于戚继光的对付蒙古人的战术，尤其是车炮机动战术，意识到鸳鸯阵无法对付蒙古人之后，戚继光提了一个概念，然后予以实施，数年间打造出了一支强大的机动火力部队，他用自己天才般的构思和实际执行力为之后百余年间大明军队的战斗模式提供了范本。
文官们瞧不起戚继光的武将身份，却不敢瞧不起他天才般的战略思想和战术规划，从戚继光开始，火器开始在明军中进入了第二阶段，中国自行研发的第一代火门枪体系的火器逐步被抛弃，第二代火器大范围引用，被戚继光玩出花样之后，除了辽东系一如既往的鄙视南人，其他各个地方的部队或多或少都接受了第二代的火绳枪。
戚继光对于明朝的意义绝对不仅仅只是东南平倭而已，东南平倭是战术上的胜利，而戚家军镇守蓟镇则带来了军略方面的飞跃，他的军事思想的成熟也在这一时期完成，戚继光的军事眼光之锐利，执行力之强悍，纵观有明一代，无出其右者。
萧如薰十分崇拜戚继光，崇拜他的军事眼光，崇拜他的执行力，中国军队军纪之强悍，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绝对能排上前三，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嘉隆万明朝最后一个高峰期跟上了世界步伐，如果没有戚继光，萧如薰的路子还要走上很久很久。
所以当暹罗人和缅甸人见识到明军的战术战法还有强大的执行力之后，是何等的震惊，也就是可想而知的，明军在此之前没有在他们面前使用过武力，而现在，则是谋略与战力齐飞的局面。
偷袭贼军大营，毁其军械粮草，动摇其军心，使之军心不稳，战力锐减，首尾不能相顾，初露败象。
火炮部队以优势火力压制，趁其汇聚一堂，兵马密集，一炮之威便能击杀数十人，数百炮之威，使其象兵尽丧，大象惊惧窜逃，不分敌我，践踏贼军者甚众，足以动摇其前军中军。
前军动摇，则中军不稳，中军动摇，则全军不稳，三次火炮齐射，将贼军之锐气尽挫，使之颓丧，大军忽而压上，气势凛然，战役昂扬，以我锐利之师对其颓丧之兵，岂有不胜之理？
贼军前军崩溃，士兵四散溃逃，向后涌动，推攘踩踏不止，直接冲击其中军大阵，贼军中军战线不稳，人心惶惶，更兼我火器部队并弓弩手远程打击，击杀者甚众，步卒刀盾手步步紧逼，枪手举枪突刺，贼兵不能入我大阵一丈之内，大阵所到之处，贼兵具化为血肉矣。
如此贼兵军心大乱，呼喊嚎泣者甚众，一传十十传百，军阵彻底崩溃，中军大乱，纵使其统帅压阵，聚拢大军，奈何我大阵近在眼前，贼军方才聚集，立时崩溃，我大阵直面其统帅军阵，双方血战连连，其统帅勇则勇矣，亦无力回天。
三轮火炮打得缅甸人象兵溃败之后，看到那些大象惊惧的在缅甸军阵里面乱踩乱踏的时候，萧如薰和袁黄就知道此战已经赢了，之后的发展仅仅只能代表明军的战果究竟多少，能干掉多少缅甸主力，能否一战而灭其十万精锐而已。
“让暹罗人消耗缅甸人的兵力和体力，待到他们成为强弩之末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