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的话，张惟贤现在从不反驳。这倒不是说他真的认为大明皇帝金口玉言、口出成宪，容不得他反驳。
而是他看得很清楚，眼前这个皇帝干什么事情，都是未雨绸缪、谋定而后动，不会无缘无故做某事。
特别是如今眼前这位大明皇帝的威权之重，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兄长、父亲，乃至祖父。
在他这位历经数朝的老国公看来，眼前这位大明皇帝在为人处世方面，颇类世宗嘉靖皇帝，与这样的人对着干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看看如今朝中还有多少人敢如同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时候那样，明目张胆地上书骂皇帝？！
尤其是这个皇帝即位以来，杀掉的文官武将、宗室、勋贵，恐怕比其父祖以来三朝累计的都要多出不少。
过去素来嚣张跋扈更甚于宗室的京师勋贵世家，如今哪个不是乖乖交出或者低价贱卖了多占的卫所耕地，一个个都变成了乖宝宝，跟着皇帝的指挥棒，在投资工厂矿上？
就是英国公府如今也不再总惦记着买地收地租了，而是转向永平府，雇工开掘当地的露天煤矿。
皇帝不声不响地就练成了近卫军，还把原本负责拱卫京师的三大营，一口气派出去了两个。
如今的京营，如今的京师勋贵，还能有什么底气跟现在这个大明皇帝较劲呢？
此时此刻，听了皇帝的话，张惟贤对于皇帝的用心当然是明白的。
他越来越看明白了，眼前这个皇帝与他的祖父有一点也很相似，而且与其祖父万历皇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一点就是贪婪。
不过他的祖父贪婪，只是对金银财富的贪婪，而眼前这位却是对土地的贪婪，占瀛洲、占东番、占塞外、占朝鲜，哪里不是杀其居民，夺其土地？
不过英国公张惟贤并不在意这一点，眼前这个皇帝是大明的主宰，那些土地归了大明，京师勋贵的佃户不好招了，佃户们的地租也得降了，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们一来可以学着几家外戚转投工商，二来也可以到塞北、朝鲜圈占土地，放弃了眼前的蝇头小利，长远来看所得却更多，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安东侯毛文龙此前就与五军都督府里的京师勋贵世家联络，而这一次更是第一时间，就给英国公府、定国公府，以及新任京营和都督府世职的几家勋贵传信，预留了大片朝鲜的良田。他们又怎么会袖手旁观看着朝鲜使者再把它要回去呢？
因此，在他看来，朝廷此前给东江镇的圣旨，就是这次与朝鲜国使者沟通的前提，若其不接受朝鲜北部二道划入大明版图的前提，那么自然万事休提，也就没有让他们上朝参拜皇帝的必要了。
崇祯皇帝见张惟贤低头不语，不多说什么，也不多问什么，心下自是知道他明白了自己的意思，因此不再多说朝鲜使者之事，反而对阁臣兼礼部尚书徐光启说道：“前番徐卿曾向朕提议改革历法，由钦天监组织人手订正《大统历》，编修《崇祯历书》，在朕看来，此事要比区区朝鲜使者入贡，重要得多了。朕看，徐卿的精力还是要以改革历法、修订历书为重。至于朝鲜使者到京师朝贡之事，礼部可派一司郎中参与即可。”
明朝开国之后一直使用的历书，叫做《大统历》。这个《大统历》是从是元代的历书，也就是郭守敬编写的《授时历》稍加订正而来的，基本上等于是沿用了元代的历法。
而郭守敬的《授时历》成书之后，沿用到崇祯皇帝的时候，已经用了三百五十多年了，各种误差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准确。
特别是到明末时期，气候变化异常，二十四节气几乎全都紊乱了，到了历书上该是春分的时候，中原地带依然冰冻三尺，因此照搬郭守敬《授时历》的明代《大统历》已经基本失去了指导农时耕作的功能。
大明各地仍然采用《大统历》指导农时耕作，所以时常导致农作物减产乃至绝收，这也是明末时期常常闹饥荒的原因之一。
这一世，自从徐光启被崇祯皇帝启用，当上了礼部尚书之后，就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成立历书局，依据这个历史时期较为先进的西方科学方法，重新修订《大统历》。
历史上，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崇祯二年，而最终促成崇祯皇帝下定决心修改历法的，不光是徐光启的上书，最重要的是，徐光启采用西方的方法准确地预报了崇祯二年六月发生的日食现象，而当时的钦天监根据《大统历》的观测，却出现了明显的错误。
原本历史上，崇祯皇帝因为这一点，很快就采取了徐光启的主张，成立了历书局。
由徐光启主持，邀请当时在大明境内的知名西洋传教士和天文学家，比如意大利人龙华民、葡萄牙人罗雅谷、瑞士人邓玉函、德国人汤若望等，以及大明的科学家李之藻、李天经等人，一起加入了朝廷设立的历书局。
前后历时五六年，终于编成了《崇祯历书》，也就是直到二十一世纪仍然修修补补在使用的农历。
不过可惜的是，首先发起此事，而且前期一直主持此事的徐光启，并没有看见《崇祯历书》编完的那一天，他死了以后，历书局由李天经主持，接着编订，一直到崇祯七年才最后完成。
这一世，徐光启一复出，就当上臣，与此同时还深得皇帝信重。
因此，他一提出重修历书的这个议题，崇祯皇帝马上就同意了，拨了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