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距离京师说近不近，说远其实也不远，东西七百余里地罢了。
若以驿传的最高标准，即六百里加急的速度，从大同递送一封紧急奏报到京师军机处，一昼夜的时间，再加上一个白天也就够了。
因此，当范复粹等人将大同镇分为四路防守，吴甡、祖大寿、丁启睿紧急赶赴阳和口、得胜口、杀胡口等沿边要地坐镇指挥的当天晚上，崇祯皇帝就在乾清宫中收到了范复粹的奏报。
奴酋黄台吉绕开乌兰哈达断然西去的消息，崇祯皇帝几天前已经收到了，心中除了难言的巨大失望之外，也只能徒唤奈何了。
虽然这两年来自己处心积虑地在蓟镇边外，特别是热河堡和八里罕周边，精心准备的一系列工事、陷阱和圈套，这一次没有能够派上用场，但是让黄台吉在乌兰哈达城下知难而退，也算是免了蓟镇边外的一场浩劫。
同时，也算是避免了历史上京畿之地被建虏大军焚掠蹂躏的命运。
所以，接到了孙承宗从热河镇守府发回来的军报之后，得知黄台吉放弃南下，断然西去之后，崇祯皇帝的内心深处是既失望，又欣慰。
失望的是，蓟镇边外的工事，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没有派上用场，京畿之地的兵力部署厚重而密集，在此守候多时，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欣慰的是，眼下京畿之地欣欣向荣、发展势头良好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可以免遭来自建虏破边而入的威胁。
建虏西去远征察哈尔之后，至少京畿之地暂时安如泰山了。
然而与此相应的是，大同和宣府边外的危机却提前来临了！
接到范复粹从大同发来的紧急奏报之前，崇祯皇帝的心中，对此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所以看到范复粹等人的奏报之后，除了惊讶于黄台吉之果断坚决以及建虏骑兵进军之规模和速度之外，对黄台吉进军漠南并不感到意外。
与此同时，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对于范复粹、祖大寿、吴甡等人的应对措施，虽然并不满意，但却能够理解。
漠南的蒙古鞑子与大同、宣府两地大明边军之间的仇怨和互不信任，可不是一年两年了。
相反，这种相互仇恨与互不信任已经持续了两百多年了。
在这种氛围和情况下，一个人除非是有着极强的全局观和大局观，才能不计前嫌去帮助自己之前的敌人。
不然的话，任何人都不可能轻易与之前相互攻伐厮杀了两百多年的敌人化敌为友，甚至并肩作战的。
不过，崇祯皇帝虽然能够理解范复粹、祖大寿等人的做法，但却并不意味着他会支持他们的做法。
相反，接到了范复粹的奏报之后，当天晚上，崇祯皇帝就以密旨的形式，传旨给范复粹，命其立刻答应林丹汗的请求。
并且尽快联络林丹汗的信使，全力以赴救援归化城，共同对抗黄台吉的建虏大军，坚决不能让黄台吉轻轻松松就拿下漠南蒙古。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对范复粹在奏报之中提及的围魏救赵战略，即以辽东镇和东江镇兵马进攻建虏腹地进而解救漠南危机的战略，则是大加褒奖。
并且在这同一道密旨之中，将率先提出这个策略的大同兵备陈士奇，直接选入军机处任职军机参议。
陈士奇的想法很特别吗？
其实一点都不特别。
至少对于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来说没有任何新奇之处。
因为这也正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构思已久的战略。
但是，作为天启五年的进士兼且身为大同兵备的陈士奇，能够在漠南危急的时候提出这样的想法，在明末的进士文官之中，就算是头脑比较清醒，比较有大局观的一个了。
如果原本历史上，当黄台吉率领满清大军入侵京畿，顿兵于京师城下的时候，崇祯皇帝能够派出一支军队走陆路或者海路大举向沈阳挺进，那么大明与后金之间的攻守形势，很可能一下子就被改变了。
即使派出去的军队拿不下辽沈之地，顿兵于京师城下的黄台吉，也必然会仓皇而退。
可惜的是，历史上崇祯皇帝并没有这么做，而且当时满朝文武一片恐慌，皆以保卫京师为第一要务，也没有人向他提出过这个建议。
后世读史至此，每每扼腕叹息，这一世既然穿越成为崇祯皇帝，自不会再留下同样的遗憾。
而陈士奇，一个并没有前后眼的明末文人进士，当此之际能够明确提出这个建议，也可以算是其同辈文人之中的一个知兵之人了。
而此时的军机处，也恰好缺乏这样有大局观的进士文官。
接到大同急报的第二天早上，崇祯皇帝的密旨就被送出了京师，携带密旨的锦衣卫人员，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一路往西奔驰而去。
然而当锦衣卫传递密旨的人员换马不换人不眠不休昼夜疾驰，终于在崇祯二年十月十七日的上午冲进大同城中的时候，大同边外漠南地区的形势，却已经急转直下了！
且说祖大寿率领调任大同以来精选编练的大同镇精锐马步军八千余人，从大同移镇得胜口的当天黄昏，即在得胜堡北门阁楼之上看见，一支又一支隶属建虏镶黄旗和镶红旗的骑兵队伍，从得胜堡北门数里外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打马而过。
到了当天夜里，得胜堡参将李全又在得胜堡的北门，捡到了镶红旗旗主岳托遣人投在城下的书信。
岳托在投给得胜堡官军的书信之中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