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南北两京的五城兵马司，当初设计的时候，都担负有这样的职能。
但是明朝初年设计的那一套社会治理的制度，到了崇祯年间的时候，早就荒废掉了。
即使制度还摆在那里，可是因为卫所制度的崩坏和朝廷财政的紧张，这些公共事务就是没有人去做。
即便是京师情况稍好一点，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兵马司的人员构成，在初建之时都是来自卫所的义务兵员，由京师的军户们充当各个军巡铺的铺兵铺丁。
等到卫所制度废弛之后，兵马司的人员跟其他地方的军队一样，一部分仍有军户充任，不足部分则由官府募兵充任。
而募集来的兵员，当然多是一些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和当兵吃饷的地痞无赖。
这样一来，朝廷的社会治理就更糟糕了。
等到崇祯皇帝在京畿之地征集流民，送往蓟镇边外、朝鲜或者瀛洲镇守府等地开荒种地之后，京师内外的无业游民、地痞乞丐也日渐稀少。
兵马司的问题，也就更严重了。
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深受皇帝信重，一边领着神机营职务，一边还兼着五城兵马司都指挥的刘文炳，请旨整顿五城兵马司一应事务。
而崇祯皇帝也很快就派出了阎应元，去担当整顿五城兵马司的重任。
在不到两个月内，由阎应元担任指挥的南城兵马司，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不仅成立了左右两个巡防营，将原来兵马司的老弱人员，全部划归进去，而且还在两个巡防营之外，成立了直属自己的侦缉队。
南城兵马司的左右两个巡防营，以永定门为界，而每个巡防营的下面则根据管辖区域的户籍人数，分片划区，下设三到五个巡警队。
这些巡警队，则担负着日常昼夜之间来回巡逻街坊、警戒火情汛情民情等任务。
因此，这两个巡防营，基本上等于是将原来兵马司的职责和人员照单全收了。
不过除此之外，阎应元又在兵马司下面，有别于巡防营，从原属南城兵马司的兵员铺丁之中抽调精干人员，单独设立了一个侦缉队。
侦缉队下面，也是根据划片分区的情况，设立了若干个巡捕房，专门按照顺天府的命令，接受片区百姓的首告、检举和揭发，然后缉拿逮捕南城兵马司辖内各种作奸犯科之人。
阎应元担任南城兵马司指挥两个月来的这些做法，虽然没有一步到位地在京师南城兵马司内建立起警察制度，但总算是将预防与侦破分开来了，这也算是将来建立警察制度的一个好的开端吧。
腊月二十三的这一天，阎应元带着麾下南城兵马司的副指挥和几个队官们，在永定门一带到处巡视，就是要看看麾下这些当值的巡防营官佐士卒们有没有偷懒，有没有擅离职守。
就在阎应元一边巡视着繁华的街市，一边听着陪同人员笑谈着街头巷尾的新鲜事儿的时候，突然听见永定门方向传来一阵“哒哒哒哒”的马蹄声。
阎应元、董大等人立刻被这阵急促的马蹄声吸引了目光。
因为在京师城中策马奔驰，正是兵马司巡警队的管辖范围。
若是达官显贵也就罢了，若是普通人，十有八九就要被巡防营拿住问话了。
阎应元这个南城兵马司指挥，不过是个七品官，还是武职的七品官，在大明的官品等级序列里，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
但是就这么个小官，对于正归他管的兵马司辖内巡防营、巡警队一众人等来说，却是个了不得的大官了。
今日，阎应元前来永定门一带巡视，就遇上这么不开眼的人在城中策马奔驰，这不是故意给巡防营众人添堵呢吗？
负责这一片巡防治安的董大心中不爽，很快就从避让闪躲的人群中排众而出，冲着不远处奔驰而来的马匹，大喝道：
“哪里来的土包子？懂不懂城中奔马是什么罪过？”
董大话没说完，就只见十数骑人马从他的身边疾驰而过，而董大也“啊呀”一声，捂着脸闪到了一边。
等到阎应元等人三步两步赶到，董大犹自捂着左脸说道：“东厂的人！当先那人有令牌！”
当先的那人出示了令牌，董大虽然没有看清，但却也知道那是东厂的令牌。
既然是东辑事厂的人，那么董大这一鞭子就算是白挨了。
董大等人还在抱怨东厂番子嚣张可恨的时候，阎应元的目光却仍旧盯着那远去的十数骑快马。
因为其中一个人，他认识。
而那个人，就是数月之前奉命前往东南海外番邦购买西夷大船的沈廷扬！
阎应元当然认识沈廷扬，两个人此前都在御前任职，虽然交集的时间不长，但一个是中书舍人，一个是侍从武官，都算是皇帝身边看重的近臣，相互之间当然也会多加留意。
此时阎应元站在人群之中，目视着沈廷扬在东厂番子们的护卫之下快马而去，而沈廷扬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街角的阎应元。
这一趟，沈廷扬跟着荷兰传教士范德烈等人远赴海外，前后历时半年之久。
不仅跟范德烈等人一起扬帆渡海去了这个时代荷兰人在东南亚的最大据点巴达维亚城，而且在返程的途中还又去了荷兰人在东番岛最南端的据点奥伦治城。
沈廷扬跟着荷兰传教士范德烈，分别见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驻在这两地的总督，也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巴达维亚总部，有条件地购买到了一艘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