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期如数发放的粮饷，固然能够保证边镇将士的服从，但是唯有钦赐的土地，充足的土地，才能够将这些边军将士的利益，与大明朝的利益，乃至是前途命运，紧紧地捆绑到一起去。
特别是在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作为可以传给子孙后代的最大财富的明末，唯有将通过战争得来的土地，大批量地无偿赏赐给边镇军中作战有功的将士们，才有可能换来他们死心塌地的效忠与追随。
一个上位者，一旦脱离了对部属利益的考虑而奢谈部属的忠诚，要么就是他傻，要么就是他以为他的部属是傻子。
然而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这样的上位者都注定了无法长久。
一旦这样的忠诚，到了需要接受生死考验的时候，那么首先倒霉的一定是这样的上位者。
如今这位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对于这样的道理当然看得清清楚楚。
在他看来，唯有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团结或者忠诚，才是牢不可破的团结和忠诚。
如果官军将士，可以通过战争，通过立下军功，获得世爵世禄，或者丰厚的赏赐，以及大量的土地，那么文贵武贱的局面就会慢慢改变，而武将或者军人阶层在大明朝的地位，也就会自然水涨船高起来。
并且从此之后，就会自发地成为皇家利益的积极维护者。
与此同时，一旦将战争与军人的利益紧密地连接起来，那么大明官军的战争意志，也会逐渐逐渐被激发出来。
而这个局面，正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所希望的最终能够看到的一个局面。
所以，当李邦华一边传令甘肃、宁夏、延绥等三边之地边军守将，开放长城一线关口，允许甚至是号召三边之地的汉民出关圈地开荒，一边将他们这些西北的封疆大吏们在花马池三边总督府议定的条陈报送京师，送到崇祯皇帝手中的时候，崇祯皇帝毫不犹豫地就批准同意了。
西北三边之地，汉、回、羌、蒙、藏等等多民族杂处在一起，允许木速蛮之乱造成的大量汉人难民出关屯垦，一来可以避免西北生出更大的乱子，二来也可以借此机会将一贯安土重迁的汉民转移到关外，将河中、朔方、九原等地实打实地纳入版图。
再者，这样做，既可以收取西北汉民之心，又可以将西北汉民与其他人，特别是白帽木速蛮区分开来，为接下来的平乱战争做好准备。
既然一举三得，那有何乐而不为呢？
在批准了李邦华等人议定的这个开放三边长城各口，允许汉民出关占地垦荒的同时，崇祯皇帝也批准了李邦华等人联名报送上了平乱计划。
只是在剿灭回乱的时机选择上，崇祯皇帝再一次将时间往后推迟了两个月。
李邦华等人呈报的平定洮岷兵变及木速蛮之乱的计划安排，应该说没有什么问题。
从东、南、北三边压迫进攻也好，驱使高迎祥等流贼头子继续西进，然后驱虎吞狼、借刀杀人也好，都是很好的策略。
不过，如今的崇祯皇帝考虑问题，却不能仅仅局限在平定洮岷之地一隅的回乱之上。
河中巡抚在麾下的鄂尔多斯诸部蒙古人迁转藏地安置的问题若是不能妥善地解决，那么李邦华等人督率大军进剿固原洮岷以及河西地区木速蛮之乱的作战行动，就不能轻易地展开。
崇祯皇帝当时与萨木腾敖斯尔活佛定下的计划与路线，乃是从东胜城到榆林卫，然后从陕北往南，经过关中、汉中，再转而往西，一路到川北松潘地区，最后进入藏区。
这一路山山水水数千里地，四五万鄂尔多斯蒙古人在萨木腾敖斯尔活佛和众喇嘛的带领下，赶着羊群上路，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即便是有了皇帝的旨意，有了朝廷的公文，还有了朝廷出使藏地的钦差大臣礼部侍郎蒋德璟等人的陪同，甚至还有着刘肇基率领神机营的火枪手们一路护送，这也仍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虽然蒙古人出于自己民族游牧的天性，对于赶着羊群从一片草原迁徙到另外一片草原，并没有无法克服的抵触心理，但是这一路跋涉下来，怕也难以确保人人都能抵达目的地。
如今的这些鄂尔多斯诸部蒙古人，并不清楚河套之地与大明皇帝陛下新赐的藏地草原到底有何不同，一旦当他们发现藏地的生存条件远不如河套之地之后，他们还会老老实实地迁往藏地安置吗？
所有的这一切，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都必须事先考虑周全了才能放心。
否则，一旦这四五万鄂尔多斯蒙古人在迁徙转场的途中突然做起乱来，那崇祯皇帝这一次异想天开剑走偏锋，可就真的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弄巧成拙了。
毕竟这些人在前往藏地途中经过的地方，比如关中也好，汉中也好，乃至川北的松潘地区等等，都是一时间乱不得的地方。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洮岷兵变之后经过了一番不同民族间的互斗乱战，暂时陷入相持阶段的洮岷河西沦陷区，崇祯皇帝并不着急让官军大举进剿。
在他看来，大明朝的西北进队，从东、南、北三面重兵布防，实施大军封锁围困，切断其一切人员和商贸往来，切断其一切粮食、盐巴、茶叶等物资的输入，封锁的时间越长，对官军就越有利。
同时，如今流贼各营的力量因为容留大量西北汉人难民而不断壮大，一旦西北官军进军太速，那么高迎祥等流贼头子就会迫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