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在华传教士的头头康迪纽斯，慷慨激昂地说出了心中的志愿，崇祯皇帝虽然觉得他是在夸夸其谈，而且骄傲自大得可笑，但终究还是对他的所谓志向表示了赞赏。
宗教的问题，或许到最后也只能用宗教的手段去解决。
当佛教、道教都已经丧失了进取心，丧失了战斗性的时候，引入耶稣会的天主教往西，正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
与木蛮信奉的大食教相比，耶稣会在大明朝，尤其是在西北毫无根基可言，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只要一道朝廷的禁令，就能让他们无以为继，翻不了身。
也因此，崇祯皇帝同意了他的那些请求，不仅同意了将龙华民等人安葬在京师天主堂并立碑记其生平事迹的请求，而且也同意了康迪纽斯带着这些新招募的教士和志士尽快前往西北与木蛮作战的请求。
只不过他想要的火枪弹药，却只能先在京师这边给武备院付了钱，然后等人到了西北之后，再从三边总督袁崇焕那里领取。
对于崇祯皇帝和武备院这样的安排，康迪纽斯只能选择接受，而从巴达维亚、濠镜澳、热拦遮，以及在大明朝经商的这些西方人手里所募集到的资金，也一下子就花掉了一大半。
就这样，八月十一日，康迪纽斯将耶稣会在京的事务，委托给了这一次从濠镜澳随他前来大明传教的耶稣会士金尼阁，然后领了理藩院开具的凭证，离京西进，去解救那几个困在兰州的传教士了。
而跟随他一同前去的泰西夷人当中，除了两个教士之外，其他的全都是受雇而来的红毛番。
荷兰传教士范德烈为天津大沽口船厂招揽的那些夷人，倒有不少滥竽充数半瓶水的混子，转而受雇于康迪纽斯的耶稣会保安团了。
与此同时，利玛窦在京师传教多年感化的那些信众和教友，这一次，也被崇祯皇帝恩准，只要愿意，全都可以跟着去往西北献身天主了。
他们中有不少人的亲友，当初跟着龙华民等人去了西北，如今全都死在了洮州教难等一系列所谓的教难之中。
既然西北生了惨绝人寰的教难，作为耶稣会的教友又岂能独善其身而不去救援？
康迪纽斯的这个观点，被崇祯皇帝知道以后，简直对他更是刮目想看，很快就予以支持。
同样作为天主教徒、耶稣会教友的徐光启，虽然看出这其中的巨大风险，却不能对皇帝的安排多说什么。
徐光启身兼礼部尚书，也知道自己的身份有些尴尬，如今在涉及到耶稣会在华传教的问题上从不主动出声。
因为如今的徐光启，已经知道了崇祯皇帝对待耶稣会的真实态度，知道稍有一个不慎，恐怕整个天主教会都会在大明朝的境内被查禁了。
作为一个在大明朝的官场上宦海沉浮多年，先后经历过万历皇帝、泰昌皇帝、天启皇帝统治时期的老臣，徐光启很清楚，当今的皇帝陛下虽然对外来的一切，都持开放开明的态度，但在华夷之辨、夷夏之防、尊华攘夷的问题上，却比之前的任何一个大明皇帝都更加坚决。
对于如今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当今的这位皇帝陛下，只是纯粹的利用罢了，一旦他们失去了利用的价值，恐怕立刻就会被抛弃。
若单纯只是抛弃而不用，还算好的，但是照龙华民等人的遭遇来看，真到了那时候，身在局中的这些人恐怕退也退不得了。
就在来自荷兰的耶稣会士康迪纽斯，带着东拼西凑的数百人，踏上前往西北的路途之时，崇祯皇帝将军机大臣孙承宗、兵部尚书南居益，工部尚书毕懋康、兵部侍郎武备院总监孙元化这几个重臣，以及在武备院任职的孙和鼎、孙和斗、刘汉等人，一起叫到了乾清宫的御书房之中。
崇祯皇帝郑重其事地将康迪纽斯这次带来的前装燧线膛枪，展示给这些人看，并向他们认真讲解滑膛枪与线膛枪的巨大差别。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后世的时候当然不是什么枪械专家，但是作为来自后世的穿越者，对于膛线的重要性还是知道的。
虽然这一次康迪纽斯从巴达维亚带来的线膛枪，属于最基本的直线型线膛枪，与螺旋形膛线的线膛枪相比，可是差远了，但是对于大明朝的枪械制造来说，线膛枪的出现，却是一个巨大的门槛。
迈过了这个门槛，从今往后，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甚至是新的时代，等于是追上了此时西方的枪械制造工艺，至少不再落后于他们。
说起来，这个时代的欧洲，已经出现了螺旋形膛线的线膛枪。
但是螺旋形的膛线工艺，比直膛线的制造工艺复杂，在这个时代的欧洲，也只是出现在德意志各邦国个别的地方。
若从崇祯年间算起，要到百余年后，欧洲才会涌现出制造工艺成熟大批量装备军队的螺旋型线膛枪。
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当然早就知道膛线对于火枪的重要性，但是对他来说，光是自己知道是没有用的，你得能够向身边的这些人说清楚其中的原理。
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实物作为参照，崇祯皇帝自己尽管知道膛线的重要性，却偏偏有口难言。
毕竟他不是枪械专家，也不懂什么膛线工艺，并不知道在枪管内部刻上膛线应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