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大同江上的所有桥梁都已经被炸塌了，我们的吉普车只能停在码头附近，等待慢吞吞的渡轮。码头上有很多老百姓，看那些肮脏的衣着就知道，至少他们过去的生活还可以。
但普通居民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沉默得可怕的军人。居民主动给那些军人们让开了一条路，确保军队能第一个登船。
“可如果一直都先让我们军队登船的话，”汤腾凯焦虑地看着窗外说，“老百姓怎么办？岂不是白白耽误他们的时间吗？他们如果有急事……”
“急事也得等着，”卢瑞海的语气里不容一丝质疑，“在先军政治的国家，子弹比糖果更适合让人生存。”
一艘残破的渡船缓缓靠岸了。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的军人此刻收起了刚才疲惫渴求休息的心态，靠两边站的那些平民百姓更是焦躁不安。听他们的情绪，大多数人已经十几个小时都没挤上一班渡轮了。还有几个年纪小的孩子突然放声大哭，给这嘈杂闷热的环境（你没听错，虽然反常的气候让平壤还是白雪皑皑，冰封的河面是被人强行破开的。但拥挤的人群让码头出现了夏天的闷热）增添了一丝诡异而烦躁的气氛。
“这样可不行，”汤腾凯突然说，“一班又一班的民用渡轮开来开去，但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了军用渡轮。”
“你打算怎么办？”我抬起头看着汤腾凯。卢瑞海按了几下汽笛（话说这也叫汽笛？简直比公鸭叫还难听），前面那几十个士兵让开了一条路，还有几个在看见吉普车旁的联军旗帜时陡生敬畏（如果只有国旗，代表的只是一个国家的军队；但插着联军旗帜就不一样了，代表的是“无比伟大的社会主义世界中心”华沙总部）。汤腾凯还在皱着眉头，此刻吉普车已经上了渡轮，后面的士兵毫不谦让地蜂拥而入。
多谢渡轮的船长同志。在汤腾凯可能会要求那些战士们和我们一起等一班渡轮之前，渡轮就已经开启了。在沉闷的船舱里，噪音掩盖了一切喧哗，但没有盖住他们对我们身份的热议。
“我比较好奇，”在二楼平台上，汤腾凯有些不满地抱怨，“为什么不让那些士兵给老百姓们腾个地方？他们最多耽误几十分钟的路程，而那些老百姓已经耽误了十几个小时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他们会看着我们留在船上，而自己则发挥高度利他主义情怀下船，让老百姓上来吗？”
“我们当然要带头下船！”汤腾凯说，“反正再等下一班渡轮……”
“那个……汤少校，”卢瑞海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尴尬，“您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码头规模较小，用的船多是机帆船。错过这一班渡轮，下一班渡轮……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换个码头，”汤腾凯义正言辞地说，“大同江有十个码头呢。”
“算了，卢少校，你还是别劝了，”我出言打住了卢瑞海可能进一步的耐心解说，“汤腾凯同志从小就有视人民眼前利益大于一切的优秀品质。”
“可汤腾凯同志不是风暴小组出来的吗？”卢瑞海疑惑地转过身问，“难道说，少将同志……现在风暴小组的战士们，拥有了慈悲的美德？”
“那可不一样，我在六年前就脱离了风暴小组，”汤腾凯得意地拍拍胸脯说（如果换一个人，在我面前以脱离风暴小组为荣的话，我肯定跟他记仇），“我早就恢复了人的身份。”
人的身份……卢瑞海极力掩盖住吃惊与满头黑线，呼吸变得急促。他抬眼看了我一下，仿佛我不发飙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这种疑惑很快烟消云散了，因为靠岸的汽笛响了起来。
“还有多远到达目的地？”码头的起吊机把我们的破吉普放下的时候，我问向卢瑞海。后者看了一眼前方，回答道:“去您的宿舍区还有一个小时。但是……汤少校跟您不同路。”
“是啊，马克将军可是要住豪宅的，”汤腾凯百无聊赖地抱怨道，“前面红绿灯路口停下，我回我的宿舍等待新的处分。马克，就此别过……”
“别急，”我说，“你不用回去，跟我来吧。如果我的宿舍不是几个人的上下铺，就分给你一点空间。”
市区和郊区就是不一样。虽然也有面黄肌瘦的平民在废墟里翻垃圾，虽然活动板房也不少，高楼大厦处处都是防空炮和哨戒炮，楼顶上站着巡逻的士兵，马路上坦克如不要钱一般四处巡逻，但是积雪早就被扫到了一边。没有被摧毁的高楼大厦和其他建筑物里还存有活人（这些残存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还没有被军队征用，而是一些基础服务设施。军用设施早就躲进了遍布平壤城下的防空洞里，这点可以通过地下多于地上几十倍的生命讯号得知）。更重要的是，眼前那个被炸歪了的红绿灯，此刻竟然仍旧在正常地工作着！
“对了，”看到脚下的木头阴井盖，我好奇地撇撇嘴问，“这种木制阴井盖能经得起多少次车辆行驶啊。”
“那也没办法，”卢瑞海有点不太自然地撇撇嘴（这家伙简直成了我的向导），“金属的阴井盖早就被卖给回收站了，我们也弄不到那么多混凝土阴井盖——当然，弄到了也没用，任何一个孩子用锤子敲几下，就可以把水泥砸开，挖出里面的钢筋——只要行人小心绕过木制阴井盖，履带式车辆也不会担心被卡住。至于轮式车辆……自求多福吧。”提到“自求多福”这个词的时候，卢瑞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