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丧心病狂的尤里爪牙们对伟大的平壤城不遗余力地发动了无数次进攻……”金主席致辞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这个滑稽的胖子。
不得不说，这个胖子已经很努力地在模仿社会主义阵营里那些大国的领导人了（根据体型和说话方式来看，应该是在模仿洛马诺夫），只是他不该穿着金光璀璨价值不菲（不知道上面是不是真镶了黄金珠宝）的大元帅军服，更不该把勋章戴得满胸口都是。
“我们的金同志可能不需要防弹衣了，”我跟达夏咬耳朵，“你看，他的勋章就能构成一层东方鱼鳞甲。”
“的确，”达夏忍俊不禁，“难怪他长这么胖，不然戴不下勋章。”
他像暴发户，企图模仿“共产主义先贤”的暴发户。他没有洛马诺夫“皇帝的宽容”；没有林啸在危难关头时的刚毅；更不像卡扎菲和萨达姆，他树立不起铁腕强人或前线健将的形象；甚至模仿不了卡斯特罗，体型大大损害了他与民同乐的慈悲之态。
无聊的致辞，无聊的舞会，无聊的众人。能在城里看到那么多高官和他们的家属也是很罕见的（但今天，我从未如此强烈地希望一座被围的城市里的官僚赶快撤出去。我怀疑他们有什么浪费物资以外用处）。圆形的大厅穹顶上是巨大的劳动党徽和红色的背景，地上铺着乌拉尔大理石。靠近地板的墙壁上，环绕着一幅幅“金主席赫赫战功”与“朝鲜人民拥护金主席”的壁画，而演讲台在大门的正前方。
刚才凑近达夏耳边的时候，我听到一声轻微的“咔擦”，感应了一下，向后三桌位置的……香港记者？这地方会有狗仔队？回头得去告诫一下他。
致辞进行到第四十分钟的时候，我从没有如此强烈的想要站到后排去的愿望，因为他们此刻正旁若无人地小声谈着与宴会无关的事情，基本没有不开小差的。而我竟然在正中间最前方的位置，连打瞌睡的表情都不能有。
可能是察觉到我有点无聊，达夏递给了我一张小纸条，写着：“坚持一下，还有四十分钟就该你上了。”
无聊的致辞在四十分钟后终于熬到了尽头。但是主持人在掌声中阴险地笑了一下，只说了一句话，就打破了所有人希望自由活动的美好期望。
他说：“下面，有请朝鲜人民的客人，来到平壤与我们并肩作战的‘联军第一战士’，曾带给无数人以胜利之希望的‘疯熊’同志，马克耶布卡少将为我们发表讲话，大家掌声欢迎！”
出乎意料的是，并没有人感觉到疲惫和无聊，反倒有一些人产生了庆幸的感觉。在娱乐手段还没有彻底消失的人群中，不少人曾享受过五十年代一整条街上的人集中在一起看电视的“特权”，其中不少人对我那段在墨西哥的出征演讲可谓印象深刻。不是因为演讲得有多么好，只是因为简短。
“好吧……”我小声自言自语道，掌声更加响亮了。达夏悄悄递给我一篇稿子，我不露痕迹地推了回去。
“谢谢，”我轻轻说，“还是你自己用吧，我可以肯定我用不着。”
走上讲台时掌声才停止。金主席此刻兴致勃勃地盯着我，仿佛希望我能从裤裆里变出一只兔子（其实他只是希望我能做一个“传旨者”，赞扬一下“伟大朝鲜的唯一领袖金大元帅”）。
穹顶大厅的更远处，两个震惊的情绪远远地传来，是在机场地下室审讯过汤腾凯的两人，没想到是机场负责人和政委。“空军大校也能受到邀请？”但我怀疑了一下也就释然了。
除了一个小型飞机起降的临时机场和一个停了两架迫降在平壤的空天飞机的“专用机场”，几乎所有的的空运任务，都落在了万景台机场上面。作为那个机场的负责人，完全算得上“重要军官”（虽然位置比较靠后）。
“各位……”我缓缓开口，大厅里只剩下我的讲话声，和麦克风里的杂音。
“金主席说我是联军最优秀的战士的时候，我感觉有些同志心存侥幸，觉得我是核弹，只要把我扔进尤里部队的阵地，就能看见无数朵蘑菇云，敌人对平壤的包围会被粉碎一样。”话音未落，场上响起了压抑的笑声。
金主席和他身边几个高官似乎很吃惊，他可能很久都没有听见过有人在这大厅里发表演讲的时候笑了吧。
“但是很可惜，我不是。我不是核弹，也不能用眼神炸开尤里脑袋（第二波笑声。但我确信我在说谎）。就算我是核弹，一人杀死三十万世界帝国安全部队也不够。没有千百万战友的帮助，平壤在很久前就要飘扬起尤里的紫旗了。”
这话引起了不太一样的反应，在抱着听到无聊的官腔演讲心态时，听到了没有“与主流不符”的言论。当然，我绝不承认我说的话与主流不符，当野战医院平均要开机长达一天的四分之一，一个一线战士每天只能拿到三个窝头和一把黄豆的时候，看着琳琅满目纸醉金迷的场景，我相信我没说错什么。
“当然我不否认，在座的各位，应该都是忠于共产主义的优秀战士。为保卫这座城市，不少人付出了汗水，还有不少人付出了鲜血，缺了任何一个人，我们都守不住这座城市。我只想提醒大家，不要把期望，放在从天而降的外力之上。没有人是最优秀，最伟大的，也没有人能带给任何人以‘希望’。他不随任何人来，不随任何人去，想要得到他，只有靠自己去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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