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进攻台北盆地最南边和最西边的几个番社寨子的时候，原先不是有人尿裤子，就是想逃跑，或者大脑一片空白的500新兵蛋子，已经基本适应了战场氛围了。
最后两个寨子，都没用马林的老兵帮忙，这些已经练出来的新兵们，就“嗷嗷叫”地手持藤牌和缠了布条的木棍冲上前去和原住民壮丁们开干了。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的。经过观察，马林发现，其中有近百名新兵，始终都有些畏畏缩缩的，适应不了战场的氛围。虽然战友们带着，他们没出问题。但若是真的遇到苦战，肯定会出大事。
这就是古代征兵制的一个核心的缺点了，那就是——有的人天生胆小，根本就不适合当兵……
当兵需要热血和悍勇，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不能怂。但这个世界上有人天生就怂，就算你当着他的面侮辱他的妻女，他都没勇气反抗。这样的人，是烂泥扶不上墙的。就算你给他武器，他也能扔掉武器吓得逃跑。就算你打再多军棍，也激发不了他的血性。因为，他天生不带血性这玩意儿。
所以，那种“是个壮丁都不放过”的抓丁组成的军队，隐患极大。若是打顺风仗，这些孬种的问题还不会暴露。一旦打逆风仗，这些天生没有热血的人会果断放下武器逃命。哪怕，他们知道逃命也是死，可就是忍不住会逃跑。
而这些天生孬种的人一旦带头放下武器逃命，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导致大军溃败。所以，古代华夏军队规模虽然很庞大，但因为强征了太多胆小鬼，反而影响了战斗力。这样的军队，要么大胜，要么大败。而大败的源头，往往就是那些天生胆小的人带头放下武器逃跑，然后导致大军bēng pán……
因此，想要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必须剔除那些天生胆小的人。这样，才不至于关键时刻出现bēng pán。
完成了对台北盆地的占领后，马林重新编组了军队。那上百名天生胆小的人，被马林单独列出来，组建了民夫队，主要负责为军队运输补给。而另外400人，则编为正式部队。
……
至于台北盆地被马林活捉的十几个番社寨子的大约六千多原住民，则全部被马林打散，以家庭为单位，赏赐给孔泰和孔泰带来的一百北海国将士，以及新招募的几百汉人军士，还有张彩家，作为他们家隶属的农奴。而孔泰、张彩，以及那些士兵们，则称为东番岛第一批有农奴的地主阶层。
不过，这些地主阶层和欧洲的庄园主是有区别的。因为，马林规定——即使孔泰和张彩这样的高级官员家里的耕地，也必须每年上缴一成的收成作为赋税。
另外，东番岛的所有拥有土地的百姓，还必须再缴纳一成的收成，作为建设税。什么是建设税呢？就是修等基础设施的费用。至于最初的一成税收，则是用来支付官府的开支，以及军队的花销。而建设税，则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官府也不能擅自挪用。当然，官员和现役士兵的家庭，可以免交建设税，但基本税必须交。
此外，若是遇到战争，还可以临时加一成的战争税，以补贴巨大的军费开支。但没有战争，是不准征收这项税收的。而且，马林在东番岛法令总纲上明确规定——绝不允许征收超过三成的赋税，哪怕是战争时期。一旦过线，立即法办。同时，严禁官府的衙役敲诈勒索百姓。一旦发现，立即开除。
……
事实上，马林规定的普通百姓要缴纳两成收益作为税收，在这个年代是偏高的。比如大明朝，田税才三十税一，也就是只缴纳三十分之一的粮食作为田赋。看起来，税率很低。而这，也是导致大明朝财政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
但实际上，田赋只是大明农户负担的税种之一。除了田赋，还有人头税，这项税收，直到雍正时期，才真正取消。此外，还有各种徭役摊派。甚至，一些负责收税的税官和衙役会巧立名目擅自加征。然后，这些巧立名目的加征税收，都被贪污了。
所以，大明朝的百姓，表面上看税收很低，其实被下面的人搞的老百姓负担很重，收获的大半要拿来交税和各种加征和乱摊派。
但大明朝实行愚蠢的“官员不下乡”制度，县官就特么坐在县城里坐堂。下乡征税，都是些税吏和地方本土实力的乡老里正们。这些人勾结起来，欺压和敲诈百姓，官员们根本不知道。或者，有的干脆同流合污，一起分赃。
马林显然不会犯这种错误，他直接在东番岛推行“摊丁入亩”的政策，把税收全部分摊到田地上，并废黜了人头税。同时，他严格规定了三种税收，并公开宣告——除了这三种税收，其他税收都不存在。若是有税吏征收超过这三种税收的赋税，直接来举报……
……
马林这种固定税率的做法，张彩这种老练的官员非常推崇。因为，这个税率表面上看很高，但实际上，农民最多缴纳三成税收，倒是保留了七成以上的大部分收入。以明朝的亩产量，保留七成以上的收成，农民绝对能过好日子。
另外，这个税收政策，也得到了大明移民的欢迎。
这些个沦为无地的难民的大明移民，其实都是苛捐杂税的受害者。如果没有遇到苛捐杂税，他们也不可能破产甚至卖掉土地。
马林明确规定不许加税超过三成收成，等于是保留了他们至少七成的收入。有七成的土地收入，谁都能过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