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萍不免问他：“你是刚出国口来还是怎么著？知道得这么清楚！”来人端起茶来，呷了一口，叹声气说：“我？哪就轮著我了呢？我还不是听xxx说的，昨晚上我刚在他家喝了‘人头马柯涅克’，那酒名气不小，其实不如‘峨塔自兰地’！”韩一潭就知道他的“包袱”要在这时候抖落，他与其说是炫耀关于西方社会的社交习俗，不如说是宣告他目前深入文坛所达到的程度。他所说到的xxx，是文坛上眼下极红的作家之一，刚从国外访问归来，韩一潭虽然早就跟xxx认识——那时候这位元来客还不知道跟哪儿窝著呢——但始终没有达到与其促膝共饮什么“人头马柯涅克”的地步。现在的文坛就是这样让你眼花缭乱——闪光的金子和如同金子般闪光的碎玻璃片，比“文革”前的十七年都有成几何级数的增长。葛萍毕竟单纯一些，她坐到折叠椅上，面对著来客，同他对谈起来。来客既然提到xxx，她便很自然地问及他对xxx一篇新作的评价，对方欣然作答——不过，先引用了若干著名评论家的意见，有的还并不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而是：“上星期我到他家，他正好刚看完xxx的那一篇，他也是先问我印象如何……”以及：“……他让我别给他传出去，他呵呵地笑著说：‘传出去，人家又该说我定调子了！’……”葛萍竟坐在那里，如聆佛音。
韩一潭皱著眉，只觉得耳膜刺痛，有一个响亮的笔名，叫龙点睛。算起来，韩一谭跟他认识也有六、七年了。他头一回来韩一潭家，是一九七五年年底，戴著个栽绒双耳帽，穿一身朴素的中山装。韩一潭一听他是从工厂来的，又说是刚开完支部会，便自然而然地对他肃然起敬。他拿出一卷诗来，毕恭毕敬地说：“请韩老师给我改改！”韩一潭当时就看了他那十几首诗，主题都是“捍卫革命样板戏”，以当时的标准而论，写得相当“有激情”，而且也比较生动、形象，只是不够洗练。韩一潭看完，便在灯下一首一首地给他讲自己的印象，肯定他的优点，提出修改的建议……送走他后，第三天便接到了他的来信和改好的诗，信中说：“因为参加‘支农小分队’，马上要奔赴农业第一线，来不及当面倾诉我的感激之情了……几首诗请您全权修改并予以处理……您现在、将来、永远都是我的老师，我将永远在您的亲切指导下，为繁荣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这以后他们常来常往。尽管韩一潭几次把他的诗推荐出去，几次都未能发表出来，他却毫无怨言，每次见到韩一潭总是说：“您千万别对我失去信心！我就算是块顽石，有您的耐心辅导，也总能琢成个砚台的——哪怕是只配给小学生描红模用的砚台！”一九七七年，他一首十二行的短诗终于经韩一潭力争在刊物上发表了出来。第一回见到自己的作品印成了铅字，那激动的心情真难以形容，他那灵感的闸门，在油墨的香味启动下猛地打开了，于是乎诗情如黄果树大瀑布般地奔泻不停，到一九七九年，他发表的短诗已达二十七首。进入一九八○年后，他及时地意识到：凭著写诗闯入文坛远比凭著写小说闯入文坛费力而迟慢，于是他“试著写起小说来”，而在这一年里，他也就发表出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他认识的编辑自然不止韩一潭一个了。
他出入于若干编辑部。他出席了某些文学方面的座谈会。因此他不那么经常去韩一潭家了。这也都不足为奇。但是他变了。对于韩一潭来说，他的变化不是渐变而是突变。一九八○年深秋，有一天龙点睛来到了韩一潭他们单位，韩一潭恰好在一进楼的走廊头上遇上了他。龙点睛戴著个米黄色的鸭舌帽，穿著件上海“大地牌”的新风雨衣。尽管韩一潭颇有一段时间没见著他了，但那天劈面遇上还是很高兴的。韩一潭刚想问他怎么这时候跑来了？并想领他到自己所在的那间办公室坐坐，没想到龙点睛却只是淡然对韩一潭点了个头，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你们主编在哪间屋？”韩一潭一楞，但也本能地将主编的办公室指给了他。他便绕过韩一潭，径直地朝主编办公室走去了。没有“伏笔”，没有“铺垫”，弄得韩一潭毫无思想准备，尴尬不堪。回到自己办公室，韩一潭心神不定，他想：或许龙点睛同主编谈完，还是会到自己办公室来的，哪怕仅仅是敷衍一下。然而龙点睛却并没有来。
都红的血在往脸上涌。她说了一句什么，她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说了一句什么，然而，话筒不在她的手上，说了也等于没说。小提琴的旋律已经被推到了**，戛然而止。在戛然而止的同时，女主持人的话刚好画上了句号。女主持人搂住了都红的肩膀，扶着她，试探性地往下走。都红一直不喜欢别人搀扶她。这是她内心极度的虚荣。她能走。即使她“什么都看不见”，她坚信自己一定可以回到后台去。“全社会”都看着她呢。都红想把女主持人的手推开，但是，爱的力量是决绝的，女主持人没有撒手。都红就这样被女主持人小心翼翼地搀下了舞台。她知道了，她来到这里和音乐无关，是为了烘托别人的爱，是为了还债。这笔债都红是还不尽的，小提琴动人的旋律就帮着她说情。人们会哭的，别人一哭她的债就抵消了——行行好，你就可怜可怜我吧!都红的手都颤抖了，女主持人让她恶心。音乐也让她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