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受沙皇指派，率领全副武装人员来到中国北部，以考察动植物为名，实为探寻黑水城。他们从甘肃张掖出发，到达了黑水城遗址。在城里的街道、庙宇等地进行了挖掘，很轻松地就挖掘到了大量的文书、经卷、钱币、绘画等文物。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发现的就是传说中的藏宝之城黑水城，只是把发掘的文物寄回了俄国，然后就离开了那里。
1909年6月，科兹洛夫再次率领考察队进入黑水城遗址，进行了时间更长、范围更广、更为细致的挖掘。在对城内进行地毯式的挖掘后，他们把目光瞄向城外的古塔。令人震撼的奇迹出现了，他们意外地发现了古城外的一座佛塔，整个塔内堆满了大量的文物、文献，俨然一座古代的博物馆或图书馆。科兹洛夫在日记中记录他当时的激动心情：“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欣喜若狂的心情”，忍不住惊呼“伟大的塔”。发现这座“伟大的塔”之后，科兹洛夫在城外见塔就挖，进行了一阵野蛮性的挖掘后，围绕黑水城近千年的佛塔80被损毁。经过九天的疯狂盗掘后，科兹洛夫将这些数不清的、无法估量其价值的珍贵文物，分批运到了俄国的圣彼得堡。这些珍宝数量巨大，俄国学者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将这些浩繁的文献编了八千多个编号，数千卷册。
1914年夏，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也率领探险队到黑水城探索、发掘、测绘，将所获一批汉文和西夏文文书、版画、艺术品运回英国伦敦。
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从斯坦因的《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一书中了解了黑水城，也于1923年冬季赶赴黑水城探宝。但令他懊恼和沮丧的，他挖掘的每一处，几乎都能看到曾经被人挖掘过的痕迹。凡是有价值的东西——不论是壁画、木雕还是塑像、手稿等，都已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一些零星残片和盗坑遗迹。即使这样，华尔纳还是挖到了几件壁画残片和3只陶罐，几十枚钱币等小东西。
1926年9月中旬，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和中国北京大学徐炳昶教授共同担任团长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也来到黑水城考察。他们在这里进行测量、绘画、拍照、制图等工作。热衷于追寻前人未发现的空白点的赫定博士，在黑水城仅停留两个半小时，便继续向西北前行。这次中外合作考察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觉醒。斯文·赫定本来打算由他单独进行的西北考察，遭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坚决抵制。合作是被迫的，协议规定考察团的一切发现不准带出国门。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珍宝的巧取豪夺被制止了……此后，中国再不允许外人单独入内。
据说年间，日本在额济纳旗设立特务机关，曾先后数次派汽车至黑水城发掘过。日人秘而不宣，详情亦无人知晓。
在英国人彼得·霍普利所著的《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一书中，真实地记录了这些文化强盗劫掠中国文化珍宝的历史。他在书中写道：“这些人对于自己所从事的盗窃行为，反感到心安理得，毫无愧色。这些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者盗走西夏文物壁画、手稿、塑像、铸像和其他珍宝，可以说总数是以吨计的。今天这些西夏珍贵文物至少分散在世界上13个国家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里。”）
党项族勃兴，拓跋部确立了“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战略方针。后在居延置黑水镇燕军司，治所在黑水城（又称黑城），这是西夷具有地方军区性质的十二个监军司之一。黑水城于是成为西夷防卫吐蕃和回鹘的北方军事重镇，又是从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交通枢纽。
西夷的主要兵种有：一、“铁鹞子”，是西夏最精悍的骑兵。这种骑兵约有三千人，分为十队，每队三百人，队有队长。这支骑兵装备精良，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皇帝除了用它作为自己的贴身护卫外，还用它作为冲锋陷阵的“前军”。
二、“擒生军”，计十万人，装备精良，是西夏军队的精锐。主要职责是在作战中掳掠牲口和奴隶。擒生军有三万正军，七万“负担”，每一正军平均有“负担”两人以上。
三、“侍卫军”。在党项贵族子弟中挑选能骑善射者组成的轮番宿卫的军队，大约五千人，号“御国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每月给米二石，作为给养。这是一支侍卫军，又是一支质子军。它用来保卫夏国奴隶主的统治，又可用以控制各部落豪强。
四、炮兵部队。只有二百人，称“泼喜迭”，立旋风炮于骆驼鞍上，发拳头大的石弹攻击敌人。
除了组织由党项羌组成的“族内兵”之外，还增加了“族外兵”。所谓“族外兵”，指的是在被俘虏的汉人中挑选勇敢善战者组成军队，取名为“撞令郎”，让他们在前面冲锋陷阵，这样可以减少党项军队的伤亡。
西夷实行征兵制，成年壮丁二丁抽一，并编入军籍。全民皆兵，西夷军队除了“铁鹞子”、“擒生军”、“卫戍军”、“侍卫军”、“泼喜”等为常备军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