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早已将《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治河专著翻了不下数十遍，对各种治水方法了然于心，更是以东汉王景作为人生终极目标的高舆，从来没想过自己的抱负偏偏在这伙造反的僧人这里得到体现，这不得不说是莫大的讽刺。
一个国家在地理上言，山脉是固定的，都邑的变化也较少，但河流水道则变化较大。水一面跟着山脉走如两山之间必有一川；水一面又跟随都邑而定。由于河流的变化大对经济的影响亦大。
现在谈一下黄河的水利情况。何以黄河有害却成为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呢？其实，前期的黄河对中国有利，黄河到后期才对中国有害。
黄河的水患据史籍记载，最早见于周定王五年时即鲁宣公七年，此时进入春秋时代已有110年，当时黄河北岸有卫国。卫国是殷商的故墟，《诗经》上形容她‘淇奥绿竹，漠上桑田，桧楫松舟，泉源考盘’，是一个美丽的水乡。春秋五十年左右，卫为狄所灭，由于狄不谙水利，黄河决堤频频，农田水利失修，故经常发生水患。到魏文侯时，有西门豹、史起等专家起来大修水利，使这一带的人民仍然可以安居乐业。
至于历史上第二次的黄河迁徙，时在汉武帝元光气年，距周定王五年，已有440年。此次黄河所以发生水患的原因，是由于战国以来，各国的长期战争，大家竞筑堤防所致。汉代贾让曾说‘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当时齐飞赵、魏各国竞相筑堤，使河水游荡无定，水去时固然成为肥美的耕田，大水时至则漂没而竞筑堤防以自救。
此时亦有决水以浸敌国者。如赵肃侯决黄河之水以灌齐、魏的军队；梁惠成王时，楚国决黄河水以灌长垣；赵惠文王决黄河之水伐魏，造成水潦；秦时引黄河水灌大梁城，使城倾颓。此时亦有壅塞水源以害邻国者。《战国策》记载‘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故秦始皇主张‘决通川防’。由于战国时期多战争，水利失修了，黄河河道被破坏了，遂造成了西汉时期的严重水患。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水利方面，东汉初年已甚注重。由于西汉末期的水利长期失修，‘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如‘汴渠亦溃决’，因此东汉初极重视水利兴修。
受家庭影响，王景少年时期就开始学习《周易》周易，并博览群书，特别喜欢天文数术之学。明帝时，有人推荐王景能治水，便派遣他与将作谒者王吴修复浚仪渠［在今河南开封］。王景用‘墕流法’控制水流，除灭水患。‘墕流法’可能是在渠旁设立的滚水堰，可控制渠内水位，从而保护渠堤安全。
明帝又请王景、王吴修整黄河及汴渠，以工程浩大，征用农民夫卒数十万人。王景等亲自巡察查勘河南至山东千余里河道地形疏通河道，决通壅塞，每隔十里置一水门，以控制水流，费钱百亿，历时年余，才完成工程。从此黄河与汴水分流，并用两水沿岸的淤土辟为良田，经此修泊，黄河此下800多年未再改道。明帝在完工后亲自沿渠巡视，并按照西汉制度恢复河防官员编制。王吴［王景的助手］等随从官员，都因修渠有功升迁一级，王景则连升sān_jí为侍御史。永平十五年，王景随明帝东巡到无盐。明帝沿途目睹其治水成就，深为赞赏，又拜王景为河堤谒者。建初七年，王景迁徐州刺史，次年又迁庐州太守。当时庐江一带，百姓尚未采用牛耕技术，虽然土地不缺，但因人力有限，粮食常苦不足。境内有始建于春秋时期，由孙叔敖创立的芍陂，方圆百余里，但多有废弛。王景组织百姓修复，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立碑示禁。又推广牛耕，大片土地得到开垦。王景还将养蚕技术教授给当地百姓，境内由是日益富庶。王景的治河工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工程完成不久，汉明帝颁诏中说“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指出王景的工作恢复了黄河、汴渠的原有格局，使黄河不再四处泛滥，泛区百姓得以重建家园。由于此时期的政府对沟洫河渠，时有兴修，因此对北方的经济文物促成兴盛。此即黄河有利中国的实证。
此后黄河造成水患，始于宋代，下溯至元、明、清三代而千年不绝。由于没有搞治河的工作，北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因此逐渐衰落。这可不可以看成是后来北方游牧民族崛起的原因之一？当世的‘南水北调’，不得不说是我党目光前瞻性的一大壮举，好处就毋庸置疑了。
宋代之黄河水患，起因于唐代以后之藩镇割据。当时黄河水灾横亘千里，由于当时四分五裂的藩镇，大家尔虞我诈，互相掣肘，根本无法合力共治，只有任由河水溢决，迁移城邑以避之而已。因此，黄河下游两岸的农田水利在藩镇统治下，失修特多。在宋以后，继续糜烂之区，面积达数千方里，凡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安徽、江苏各省，历遭河水肆虐，北方元气因而为之大伤。宋时黄河之道有北流东流之分。向河南省的濮阳、河北省的大名人山东省的冠县、馆陶到河北省的清河，再入山东省的武城、德县至河北省的吴桥、天津诸地入海，谓之北流。导水东行者，即向河北省的清丰、朝城、清平、乐陵等县到无棣境内入海，谓之东流。本来北流是黄河古道，水流畅顺，且海口广深，但宋人恐契丹借北流为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