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渊之叹了口气，“阿杏，我们应该对人宽容，再宽容些，给对方机会，给自己机会。人在社会上行走很多时候靠着是一张面子，你这样赤裸裸地把她们的面子给撕下来，她们自然会怨恨你，有机会便会打击报复，这样直接了当的手段还算好的，更有甚者会在暗地使绊子，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你可能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天作孽，犹可活；人作孽，不可活。不要把人逼到墙角，把人逼到到自以为走投无路的境地，把自己所有的恶都给逼出来。”
“每个人都愿意和喜欢获得别人的认同，尤其是在自己尊敬和在意的人的面前。所以，很多时候同样一个人在不同场合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有的人你私下把他骂的体无完肤，他也能冷静接受，但在公众场合但凡一点指责，他就会恼羞成怒；有的人当着一些人批评他，他能虚心接受，但当着另一些人的面时他可能就会下意识排斥，选择强辩。你敢说你没有这样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人在社会中生活，要维护自己的颜面才好生存，撕人面子，无异于砸人饭碗，人家不和你拼命才怪呢。
为什么我不主张你们和人争论？因为不同的人道理是讲不通的，夏虫不可以语冰，还伤了彼此的感情；还有一个，因为在人的社会里讲道理永远没有讲感情有用。有感情，道理即使说不通也能获得对方的理解；没感情，即使有道理也未必获得对方的认同。要想成大事，就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理解人，接受差异、接受矛盾；懂得妥协、保持宽容。”
杜玉清羞愧地点点头，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错了，可是我该怎么做？”
杜渊之舒缓了口气说：“你能认识到就好。《中庸》不是说吗：‘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立身中正，是要你身心保持中正，明辨是非；觉知圆活是要你在保持中正的同时还能够体会人心，通情而达理。
在行事上就是：中和你能中和的，团结你能团结，隐小恶，扬小善，抛开个人恩怨，心平气和地与人交往。哪怕不能成为朋友，也尽量不要把他们变成你的敌人。拿这件事来说，如果你真的不耻她们的为人，不想和她们交往，你完全可以照常邀她们参加活动，然后在宴席上对她们敬而远之。这才是真正的以直报怨，张弛有道。”
“是。”杜玉清恍然大悟。
众人走后，姚先生抬头看着杜渊之说：“你是不是对阿杏要求太高了，你我现在才领悟的道理你一股脑地都倒给她，也不怕她矫枉过正？”
杜渊之摇了摇头，“矫枉过正才刚刚好呢。就是因为阿杏的性格太直爽太刚毅，我怕她以后会宁折不弯做下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才提早预防的。你看她才来杭州几个月就遇到了两次劫持，虽然错都不在她，但她行事方式的确也要反省一下。在这个社会里男子直爽刚毅是难得的优点，女子太直爽刚毅就容易吃亏。”
姚先生并不认同，“我看你说的太严重了，阿杏是个懂事的孩子，待人真诚，做事有分寸，即使有什么不足之处也能一点就通。我看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杜渊之叹了口气说：“这孩子待人真诚，还能虚心接受批评，这也是我对她感到最欣慰的地方。但待人真诚有时反而伤人最深。你不知道，她从小就好动，爱和小子们在一起撒野，这点也不知像谁了，她母亲是多安静的性子。到亲戚家串门也都和男孩子们混在一起，和女孩子们玩不到一块，后来大了，不能同小子们一起玩了，和姑娘们相处时她也直来直去，什么时候说话伤了人自己都不知道，久而久之就被女孩子们排斥，也没有个亲近的闺伴，就让她更不愿意出门，和人交际。她说：她和那些姑娘们说不到一块，她们总是莫名其妙的，一会儿生气，一会儿又笑的，保不齐一会儿不知什么惹着了又莫名其妙地哭了，她惹不起还躲得起，宁可在家看书也不愿意和她们一起玩。把她母亲给愁的。”
姚先生呵呵地笑，他年轻的时候也理解不了那些姑娘家，也觉得她们总是莫名其妙的，有时候她们说“是”实际表达的是“不是”，说“不好”的时候实际表示的又是“好”，让他觉得思维混乱，和她们在一起太累了。阿杏的思维偏男子，是一种直线的思维方式，自然理解不了那些曲线思维的姑娘家的情感。
“她母亲带她来杭州，就是指望她那个直率性子到了江南能够熏染一些江南的风气，变得温婉些。谁知刚到杭州，她因为喜欢上你的课，把其它所有的活动都安排在下午，如果有上午的邀约，她都全推了，她母亲以为她又不愿意出门了，把我给埋怨一顿，怨我干嘛请来这样一位博学的先生，这下阿杏就更拔不出来了吧？”
“噢，那还是我的错喽？”姚先生又摇起了扇子，抗议着。只是这抗议有些无力，笑容上还挂着一些得意，“阿杏爱学习肯用功是多好的事啊，人求都求不来，你们还埋怨。再说了，她现在不是愿意和人交往吗，我看她最近出去的就挺频繁的呀。”今天上午阿杏上完课就出门了，下午回来时还给他带来两套衣裳和鞋袜，衣裳是松江棉布做的，颜色朴素，却凉爽透气，穿着舒服。尤其是细薄的暑袜，让他感觉轻美，和他之前大热天也只能穿着的厚重的毡袜不可同日而语。刚才问起常胜才知道这种精细松江棉布一丈便要一两银子，不由地感念阿杏的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