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抚家的三公子邓新杰姗姗来迟，在门口迎接他的杜文智看见他又是穿得光鲜亮丽的，心里不禁摇头，他第一次见到邓新杰时就因为他穿着花里胡哨而对他起了轻视之心，可是后来交谈之下才现他不仅博学而且见识不凡，两人便一见如故起来。杜文智忍不住调侃了他几句，邓新杰不以为意，反而有些得意洋洋，他大放厥词说：“自古英雄多好色，人不fēng_liú枉少年。”把杜文智弄得哭笑不得，彼“色”非此“色”好不好，邓新杰在这里偷换概念显示出他十足的狂放不羁。
应着邓新杰的要求杜文智陪着他参观了整个梅花小筑，邓新杰便走边艳羡不已，感叹道：真是“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好地方，三五好友或吟诗作画，或烹茶抚琴，可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真乃人生之乐也。
他们正准备往水榭那里走，突然听到园中传来叽叽喳喳的争论声，原来是一帮女子在争论，邓新杰停下了脚步驻足倾听。
他们听到有一个女子有些讥讽地说道：“虽然不好听，但士农工商，历来商人的地位最低，就是因为他们重利轻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应该亲近君子，远离小人。不要为了这些利益和外在的东西而忘记了我们内在的修养。”她的话让原来一直在谈论什么样衣裳最漂亮的女子们瞬间安静了下来。
就在此时，只听一个声音平静地说道：“孔子也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他还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可见富贵是人性的本能，并没有优劣之分，s圣人在意的是富贵得到的方式，而不是富贵本身。
士农工商的划分最早是管仲提出的，他说：‘四民分业，士农工商’。他认为四民分业以后可以‘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并且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性，并没有轻视商人之意。其实管仲本人非但不鄙视商人，反而对商业非常重视。齐国地处海滨，渔业和盐业是它的物产，管仲正是利用了对鱼盐的自由出口，关隘只登记而不予征税，才使得‘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齐国因而兴起并逐步走向富强。所以，重农抑商并不管仲的本意。它是因为周朝的君主现工商业的赢利大大越于农业，为稳定粮食生产稳定国基才推行的政策。后来历代君主也就继承下来了。
而且管仲所指的‘士农工商’之‘士’指的是军士，即所谓的武士，而不是现在的文士。我们理解古圣先贤之言应该追根溯源，理解它的本意。不然容易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邓新杰不由地点头，想不到女子中也有如此见识之人，不仅博览群而且思考深刻，让他不禁好奇心顿起，更专注地倾听起来。
杜文智听出后面说话的人就是三妹妹，想起四弟曾经说起三妹妹现在记诵功夫了得，通常的书只要她看过一遍基本上就能背下来了，原来他还不信，现在不得不信服了，回头一定要向她讨教这个方法才行。
先前那样声音又响起来，带着一丝抓到杜玉清漏洞的得意，说：“既然你说粮食生产为国家根基，重农抑商为国策，那我们现在就应该相应号召轻视商业，你说是不是？”
“重农抑商并没有错，它是国家在农业和商业的平衡策略，但它和轻视商业就是两个概念了。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注意它提出时的背景和条件，就拿粮食生产来说，周朝时候一亩地的产出不过是几十，上百斤，到现在一亩地能产三四百斤，上田能达到六七百斤，就这么多的土地，花费再多的劳力也是这样的产量，与其大家在只有固定收益上消耗，还不如把这些人利用到其它有更多产出的地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而工商业就是使国力富强的活水。韩愈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十之九”，说明江南对国家的巨大贡献，而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就在这里的工商的达。
工商业既然能使百姓富裕、国家富强，何乐而不为？为什么历朝历代造反的多是北方？因为那里的人相对江南百姓贫困得多。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所以衡量贵贱，不应该以其从事的行业，而应该以其个人的品行来作为标准。春秋时的弦高在国家危难中不计自己个人得失，伪装成郑国国君的特使，以自己的十二头牛作为礼物来犒劳秦军，因而智退了秦军的入侵，避免了自己国家的灭亡。他这种舍身救国的自我牺牲精神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堪称义勇君子。就拿眼前来说，现在的商人都是从小读书，受到的也都是圣贤教育，他们了解民间疾苦，懂得世道艰辛，所以蝇营狗苟计较得失，但一旦需要救助赈灾时，什么时候少了他们的身影？
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商人是重利，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在商言商罢了。但普天之下谁不重利？国君重国家之利，一省大员重一省之利，一县之长重一县之利。只不过各尽其责罢了。
我想在座的人家里多多少少都有商铺或者投资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