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最后殿试的进士们很快就有了着落，进翰林院的进翰林院，分配地方的分配地方，只有少数几个人还侯在京城等待吏部的分配，他们有的是因为挑三拣四，不愿意去边远贫困的地方就职；有的则是实在没有门路，或者是得罪人被冷落了，有些可怜人甚至可能要等上三五年才能等到补缺。范斯远很不幸就属于少数几个没有着落的人之一，范府很快又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了，有传言说这位范公子最近太出风头了，惹恼了上面的大人物，被人有意排挤了。范斯远于是备受打击，一直在闭门谢客。只有亲近的几个人才晓得范斯远实际上并不在家中，也不在京城，他早已按照他们和李宾之密谋后d的安排快马加鞭跑去西北找平叛安化王朱寘鐇的元帅杨应宁去了。
安化王朱寘鐇，是庆靖王朱栴，靖王第四子的后代，实际上他在众多皇亲国戚中属于势单力薄的一支，要不然也不会给分配到那么边远的地方。偏偏这位庆靖王庶出的第三子还认为自己是皇位的有力候补人，于是就在一些有心人的推动下发起了一次草率的行动。
事情的起因还是和大太监刘瑾有关，孝宗时期开始商人到边境贸易缴纳的税银，先是统一上缴户部，然后由户部根据情况下放给各边境地区，用以补助军需，这被称为年例银两。刘瑾却认为，这是户部与边地官员在“共盗国帑”，于正德三年下令废除该条例停止发放年例银两，商人边境贸易所缴的税银留在朝廷使用。使得各边境军需不足，军士们叫苦连天。
正德四年刘瑾又借清理屯田的名义派御史到各地征收银两，对军田实施新的税率，对欠税的人施行逮捕和责打。这些到各地勘查的御史为了巴结和迎合刘瑾，多采取虚报伪造的数字来增加屯田数目，多出的数目用于出租来大肆敛财。其中尤以派往宁夏的大理寺少卿周东最为过分，他到宁夏后以每顷五十亩来征收银钱，多征数量上获得的银两用以贿赂刘瑾，这引起了宁夏守卫军士的强烈不满，当地的巡抚都御史安惟学也不是好东西，他屡次侮辱士兵妻子，造成了极大的民愤。安化王原来就有想法，现在有些人也有意，于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就发动了一场造反。
正德五年春，游击将军仇钺和副总兵杨英领兵去抵御蒙古军，五月十二日夜安化王邀请当地所有高级官员到自己府上赴宴，宴会当中，持刀士兵突然冲了进来，当场砍杀了宁夏总兵姜汉，镇守太监李增，然后又派兵在公署杀了巡抚都御史安惟学，大理寺少卿周东及一批执掌兵权的将领，然后占领城镇释放出狱中囚犯，焚烧当地官府，抢劫了府库的金银作为造反军资。
安化王还迅速派人去招降仇钺和杨英。结果杨英部众溃散，他一个人单骑逃到了灵州。而仇钺则审时度势选择了投降，并且主动地把自己的军队从驻地玉泉营带来交给了安化王，安化王非常高兴，在毫不客气地收下兵权后拿出大量的金银棉帛来奖赏仇钺及其将士。交出兵权后的仇钺就称病回家休息了。安化王随即以何锦为讨贼大将军，周昂、丁广为左右副将军，孙景文为军师，张钦为先锋，魏镇、杨泰等为总兵都护，打着“举义兵，清君侧”的名义，宣布起兵造反。檄文分发各地，其中历数刘瑾种种罪状，很快获得众多军士和民众的同情，云集者众多。边镇各军事首领接到檄文后反应不一，大多数人采取的是一种观望态度，既不愿意投降，也怕得罪刘瑾不敢上报，致使朝廷一直不知道安化王造反的消息。最后是延绥巡抚黄珂将檄文封奏朝廷后才将此事暴露了出来。朝廷在李宾之等人的举荐下起用前右都御史杨应宁为总制军务，泾阳伯神英为总兵官，太监张永为监军，率十万大军西征讨伐。
杨应宁在孝宗时间曾以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武宗即位后，受命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军务。因不愿意依附刘瑾，被刘瑾以贪没的罪名诬陷下狱，因李宾之、王鏊等人大力保举营救才换得一条性命，最后被罢官了事。杨应宁熟悉西北军务，这次又出紧急，还是被首辅极力推举，所以皇帝很快就批准了对他的任命，刘瑾虽然满心不愿意，但此时他已是无能为力，此次安化王造反可是打着“举义兵，清君侧”的名义，这个“侧”是非常明确地指向他了。此时他已经被吓得躲都来不及，哪里还敢冒头反对，引起众怒惹火烧身呢。
大队还未出发，杨应宁即派杜文斌快马加鞭出发去联络自己原来的一些老部下。杜文斌第一个找的是镇守固原的署都督同知充总兵官曹雄。曹雄得知安化王造反的消息后即命令指挥黄正率领三千士兵赶到了灵州镇守，以防叛军东渡侵犯，是少数几个态度坚决反应灵敏且有头脑的军事将领。杜文斌到了以后传达了杨应宁指令。然后曹雄密令临近各镇守军事将领待命，准备统一行动予以讨罚叛军，又派遣灵州守备史镛等人把黄河西岸的船只都夺取过来，全部停靠在黄河东岸，摆出一副随时会渡河征讨的架势。然后杜文斌又秘密潜入安化城中去见仇钺。
仇钺此时在家中正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没着没落的，他投降是因为不得已，如果他当时不做出投降姿态来立刻就会性命不保。所以他交出兵权后立刻称病回家，既是为了打消安化王顾虑，更是因为不敢同流合污。他觉得就凭着安化王这帮乌合之众做不了什么大事。可是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