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冬天没有见到妈妈。爸爸也很少回来。爷爷总是唉声叹气的。
我经常看到爷爷把一只脚蹬在炉台儿上，把棉衣撩起来烤肚子，也许是爷爷的肚子冷了吧。
今年爷爷也不去挑煤渣了，因为那个大澡堂子突然就没人洗澡了，关了，不用烧锅炉了，也不会再有煤渣倒出来了。再说了，我家攒了那么一大堆煤渣，也够烧几年的了。
以前可不是这样，每天到大澡堂子洗澡的人络绎不绝，上午八点钟就开门了，一群一伙，男的女的，下了夜班的，下了白班的职工，都来洗澡，澡堂子一直开门到半夜以后，夏天的时候，有时天已经都有点亮了。
现在不同了，洗澡的人很快的就少了，后来几乎就没人了。
接着发现，西边的那个大伙房也关了。之前有些日子了，不知是谁发现的，那里竟然有鸡爪子卖，每天下午开始，卖完为止，二分钱一个，也是剥皮吃的，那可比萍萍剥的“老鸹爪”的皮，好吃不知多少倍！
我们每天下午搭伙去买，晚了就没了。
也许这就叫“最后的疯狂”吧，这样的“好日子”对我们来说太短了，没多长时间，鸡爪子卖完了，大伙房也就关门了，啥都不卖了。
后来，小丽的二哥领着我们，到他爸爸的焦化厂食堂，去买鸡蛋，五分钱一个，煮熟的。
其实，这个二哥也挺好的，上中学了，个子很大，有了他的保护，路上也没人敢欺负我们。
可是没多久，鸡蛋也不卖了，不过人家食堂可没关门。
为什么“大伙房”关了，“食堂”却没关，不如你一开始就叫个“食堂”多好。
工棚里的临时工全走了。
职工院儿的人家也搬走了不少，很多房子都空下了，没搬走的人也都嚷嚷着，想走的人留下了，想留下的人却走了。
有的人很坏，他们走的时候就把门钉死了，但是把窗户全打碎了。骂骂咧咧地发泄着怨气。
我们院儿新搬来的那些大人们，都是有素质的，不像那些大老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很装逼。揣着个手，低着个头，好像怕把裆里的东西丢了似的，两条大腿夹得紧紧的，跑着小碎步，匆匆而过，偶尔走个对面，错不过去了，才互相点点头，咧咧嘴，拿眼角瞟一下对方，擦肩而过。
鬼鬼祟祟的，装什么呀装。
春天过去了，但风还是要刮好长时间的。
老榆树下面的枝条又长新叶子了，可还是没结榆钱儿。
远处的小片荒，爷爷已经懒得去种了，只把家门口的一块地随便地种了点儿老玉米，想着秋天煮了给院里的孩子们分一分。窗户前边种了几棵向日葵，还有几棵芝麻。
去年，给姐姐留的那份葵花籽和芝麻，姐姐也没来取，记得她好像接到我的信了，还给我来了回信，说放了假就来，可是姐姐没来，现在已经又开学了，肯定又不能来了。
我记得姐姐信上说，她们那里放假和我们这里不一样。她们那里一年放三次假，比我们这里多一个秋假，但总的加起来也不如我们这里放的多。
她说她不愿意放假，一放假就没有补助了，那可是一天一毛钱那。
真是个好姐姐，还挺会过日子的，谁要是娶你当媳妇，那他肯定会很高兴的。
我就不行了。看看小丽，跟个黑肉球似得，还成了班里的运动员，每天跑的呼哧呼哧的，啥都不会干。
萍萍倒是老帮她妈妈哄孩子，可就是长得还是那样。
艾淼呢，好倒是好，就是那天帮她妈妈洗锅，打了两个碗。
我们班的王雪梅，太厉害了，仗着她是班长，谁不听话就踹谁，诶呀，吓死我了。
不说了，姐姐知道又该笑话我了。
又放暑假了，再开学我就三年级了，发了新书，我自己也会包书皮了，我还给艾淼包了书皮。
一天晚上，虽然很晚了，但天还不黑，艾淼的爸爸来了，给爷爷端来一小盆白面，说是攒了点儿富强粉，给你们尝尝。还说他家就要搬走了，搬到他的厂里。
“去住家属院，起码冬天有暖气，不用生炉子了。”艾淼的爸爸自豪地说道。
“那做饭咋办呢？”爷爷憨憨地问道。
“那是他们女人的事，咱不管，反正别人咋样，咱咋样。”艾淼的爸爸说道。
“艾淼上学咋办？要不，让艾淼住我家吧！”我只关心艾淼。
“不用，厂里有学校。”艾淼的爸爸胡噜胡噜我的头顶说道。
第二天，来了一辆大卡车，把艾淼一家拉走了。
艾淼家搬走没几天，又搬来一个什么主任。
这个人从来不跟院里的邻居说话，只和远处的几个妇女开会，给这些妇女布置工作。他好像是管街道主任的主任。
开学了，上学的路上和放学的路上，只剩下我自己了。
带着黑不溜秋的红领巾，穿着脏不拉几的衣服，两条土哄哄的裤腿，一双快要漏脚指头的鞋，追着一个破垒球，踢着上学，踢着回家。
秋天到了。
一个星期天，爷爷掰了几个老玉米煮了，说：“还不行，将将儿挑了这几根，今年没好好管它，也没浇水，长得不好，下星期就行了，等下星期吧，多煮点儿给你的‘兵’们分一分，送点儿过去。”
“行啊。”我边吃边说。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来，见小丽的三个哥哥扛着一卷铺盖，拿着饭盒送到他们爸爸的厂子里，说厂子里很忙，他们